一、早年经历

奕山的早年经历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初一日，这一天，他出生于一个满洲镶蓝旗的贵族家庭。作为清朝宗室成员，奕山自幼便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家世带来的各种便利。他的仕途始于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此时他被授予三等侍卫的职位，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清廷的官僚体系之中。短短三年之后，即道光四年（1824年）三月，奕山又被提升为二等侍卫，显示出他在仕途上的快速上升。

然而，真正让奕山在清廷中崭露头角的是他参与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表现。道光七年（1828年）闰五月，他因为在这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表现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赏赐为头等侍卫。这一时期，奕山开始在军事领域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并逐渐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重视。

随着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奕山的职务也相应地得到了调整与提升。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他被派遣前往伊犁地区，这是他首次远离京城，担任实际的军事指挥任务。接下来的几年中，奕山的职务频繁变动，但每一次调动都意味着更高的责任与更大的权力。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他被任命为武备院卿，并在同年十二月成为了伊犁领队大臣，负责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工作。

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奕山的职位进一步升迁，先是被授予伊犁参赞大臣，接着在同年四月又被任命为正红旗护军统领。这一连串的职务调整，不仅体现了朝廷对他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他在处理边疆事务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奕山被调任为正蓝旗护军统领，并在同年十月代理伊犁将军一职。这个位置赋予了他更广泛的权力，包括军事指挥与地方治理。随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他正式被任命为伊犁将军，并在同年闰四月兼任正红旗汉军都统，成为当时清廷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将领之一。

然而，奕山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他被召回京城担任其他职务，直到同年九月，他才被授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学习行走以及管理行营事务大臣等多个重要职务。紧接着，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他又被正式任命为御前大臣

二、广东抗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山作为清廷派遣的靖逆将军，肩负起了抗击英军的重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他被委以重任，统率来自川、鄂、湘、滇、黔、桂、赣等省份的大军共计人，前往广东地区对抗英军。当时，人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寄予厚望，认为其势如“泰山压卵”，而奕山本人也豪言壮语，声称要让“逆夷片帆不返”。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预想复杂得多。随着英军步步紧逼，先后占领了香港、攻破了虎门，并逼近广州城下，奕山的态度逐渐转变。面对英军的强大攻势，他开始表现出畏敌情绪，甚至在行军途中就表现出妥协意向。当他刚刚越过梅岭古道，即下令传谕英军，表示愿意代奏允许通商的要求。抵达曲江后，奕山更是奏称，如果拒绝通商，英军可能会全力攻城，从而导致广州的更快失陷。

抵达广州后，奕山听从了参赞大臣杨芳的意见，采取了“不可浪战”的保守策略，甚至在处理日常事务时，首先考虑的是购买洋货。与此同时，广东当地的军民要求积极抗战，但奕山却怀疑这些民众，称他们为“汉奸”，称广东军队为“贼党”，并将广东的问题归结为内部不稳定，而非外部侵略。他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错误方针，拒绝采纳林则徐提出的动员爱国军民共同抵抗敌人的建议。

在军事行动上，奕山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尽管其亲信建议必须通过作战来确保军饷报销和功勋申报，但奕山的夜袭英舰计划仓促且缺乏周密策划，最终导致了清军的失败。英军借此机会反击，占领了广州城外的所有炮台，并开始对城内进行炮轰。在这种情况下，奕山慌不择路，决定投降，并于四月初七（5月27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广州和约》。根据条约，清廷需支付600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同意撤军六十里以外，不得重新武装要塞。

尽管如此，道光帝仍然对奕山表示了理解和宽容，批准了《广州和约》，并允许通商。然而，当英军继续北上侵扰闽、浙地区时，道光帝在抵抗派的压力下，多次命令奕山修复虎门炮台、收复香港以牵制英军。但奕山惧怕惹怒英军，一再回避正面冲突，甚至在奏折中请求皇帝理解他的“苦衷”，试图压制民众要求收复香港的呼声。

最终，《南京条约》签订后，奕山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被判处斩监候，并被锁拿解送京城监禁。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释放并重新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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