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冯保，出生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五日（1521年11月13日） [51]，北直隶真定府深州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人。嘉靖年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隆庆元年（1567年），冯保的权力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他被委任为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事务。然而，就在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出现空缺之时，冯保的仕途遭遇了不小的阻碍。明穆宗并未将此要职授予冯保，而是听从了大学士高拱的建议，选择了御用监的陈洪，这让冯保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陈洪被罢免后，高拱再次插手，推荐了原尚膳监的孟冲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一推荐明显违背了惯例，让冯保的愤怒与嫉妒达到了顶点。在此背景下，冯保开始积极寻找盟友，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二人图谋联手对付高拱。

恰逢明穆宗病重，冯保与张居正暗中准备遗诏，企图提前布局，确保自己在新帝登基后的地位。这一秘密行动不幸被高拱发现，当面质问张居正为何与宦官私自准备遗诏。面对高拱的质问，张居正感到尴尬并致歉。这一事件加深了高拱对冯保的敌意，高拱决意要将冯保逐出权力核心。

二、驱逐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的突然离世，成为了冯保与高拱权力博弈的转折点。冯保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向李太后进言，成功将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斥退，自己接任了这一要职。不仅如此，他还假借遗诏之名，与内阁大臣共同接受先帝遗命辅佐新君，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明神宗即位时，冯保站在宝座旁不肯离去，这一举动震惊朝野，彰显了其无与伦比的权势。此时的冯保，不仅掌管司礼监，还提督东厂，权倾内外，势力空前强大。

面对冯保的崛起，高拱并未坐以待毙。他暗中唆使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纷纷上书揭露冯保的种种不当行为，意图借机将其逐出朝廷。然而，冯保迅速反应，将奏疏截留，随即与张居正密谋对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冯保利用了高拱的一次失言。当初穆宗驾崩时，高拱在内阁中感慨太子年幼，难以治理天下。冯保抓住这句话，在陈皇后和李贵妃面前曲解高拱的本意，称其对太子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一计谋成功地引起了皇室的恐慌，最终导致高拱被罢黜，甚至在数年后高拱去世，冯保对其仍怀有深深的怨恨。

万历元年（1573年），冯保试图彻底清除高拱的影响力。他与张居正设计了一个阴谋，企图将高拱牵扯进一起刺杀明神宗的案件中。他们指使一名叫王大臣的人假冒太监，混入乾清宫，企图以此陷害高拱。但在审讯过程中，王大臣的供词前后矛盾，加上朝中多位大臣如杨博、葛守礼等人力保高拱，以及张居正迫于舆论压力的干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最终，冯保虽然恼怒，但也只能将王大臣处以极刑，高拱侥幸逃过一劫。

三、如日中天

万历年间，冯保作为宫内重臣，其权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他倚仗着慈圣太后的庇护，对年轻的明神宗施以严格管束，以至于每当冯保出现，神宗便收敛嬉戏之心，正襟危坐，尊称其为“大伴”。然而，明神宗私下里与亲信宦官孙海、客用等人游玩，夜游别宫，纵情享乐，这无疑触犯了冯保与太后所设定的规矩。

万历八年（1580年）的一个冬天，冯保将明神宗的放纵行为上报给了慈圣太后。太后闻讯大怒，立即召见神宗，对其进行严厉的责备。面对太后的训斥，神宗只得长跪不起，内心充满恐惧。在此情况下，冯保要求张居正起草一份明神宗自我检讨的手诏，并要求公开示众，以示警戒。尽管神宗已成年，但迫于太后与冯保的压力，只能接受这一苛刻的要求。张居正所拟的手诏措辞极其谦卑，使得神宗深感羞愧，却无可奈何。

为了进一步巩固冯保的权势，张居正顺应其意愿，上疏弹劾了包括司礼监秉笔太监孙德秀、温太以及掌兵仗局的周海在内的多位宦官，导致他们被撤职。此外，他还要求所有宦官自我检讨，从而清除了宫中冯保眼中的异己分子。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在朝中独揽大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冯保的支持。然而，冯保的贪婪本性，以及其私人徐爵、张大受与张居正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冯保、张居正之间的合作并非毫无波折。徐爵多次设计挑拨两人关系，但又在关键时刻促使其和解，玩弄二人于股掌之间。

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不仅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也是个人私欲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微妙平衡。张居正推行的“夺情”政策以及对吴中行等人的严厉处置，背后都有冯保的影子。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晚明宫廷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冯保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势，影响乃至操控朝政走向。然而，这种权力的滥用，也为后来冯保的倒台埋下了伏笔，预示着其辉煌背后的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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