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勉强强地接受了任务，史嵩之只是下令给部下要他们准备粮食，并不催促，更没有命令京湖战区的头等主力---孟珙指挥的“镇北军”进入战斗准备，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军制规定了只要运粮出动，就必须负责运到，若运不到，则要处罚，肯定由镇北军负责押运。

朝廷也是打这个主意，只要镇北军到达洛阳，搞不好赵葵持有圣旨一道，夺了孟珙兵权，将镇北军纳为已用。

这些套路，史蒿之太清楚了，才不会这么傻！

他的下属一看，就明白意思，也就懒洋洋地准备，全无之前助蒙伐金的雷厉风行。

史蒿之压根儿也不助赵葵成功！

就其个性而论，史蒿之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

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两人是有瑜亮之心的。

见史嵩之在助蒙伐金中占了头筹，赵葵也想来建功立业，与史嵩之争风，史嵩之当然不会乐意。

况且，自史弥远领了盒饭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还是受到优待，得到重用的。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史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

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谘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人士，由他们共同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佑”。

结果呢，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史弥远的余党，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成了结盟，并帮助乔行简谋相以取代郑清之。

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靠其他人不行，史嵩之就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协同。

不仅如此，史蒿之召见孟珙，问他对“据关守河”的策略意见。

孟珙道：“此策大劣！”

他分析道：“即使我军拿下关河地区，蒙古人也不会让我军有足够的时间（在三都）构筑好防御体系，即便蒙古人姗姗来迟，由于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而且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能力有限，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也是不可能的。”

孟珙说道：“关键是中原地区无粮，自两淮、京湖转转，千里迢迢，不可为也！”

他表示，奉史太尉之令行事，绝不违背！

孟珙的话让史嵩之很高兴，不过他提醒孟珙道：“你孟家尚有一个麒麟儿在京师呢！”

“小七？”孟珙不以为然道：“他能顶什么事啊！”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史嵩之意味深长地道。

“没问题，我立即写信去提醒他！”孟珙赶快道。

“好，好！”史嵩之满意了。

孟珙告辞离开，在京湖制置司衙门外，他深深地叹息。

他是岳飞之后的南宋又一个出类拔萃的战将，他觉得端平入洛是两难，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错误，

因为蒙古军必将南下！

当初蒙古要借到攻打金国的时候，南宋拒绝，蒙古军队不是直接攻入四川了吗？

拖雷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

大宋不同意，且杀掉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

拖雷率三万骑兵突入大散关，攻陷宋朝的凤州（陕西凤县）、兴元（陕西汉中）、洋州（陕西洋县），又别遣一军从兴元出发，扫荡川北。

最终拖雷军汇集，接受了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汉奸就是多）的乞和、送粮犒劳和向导，穿过饶峰关，东下金州、房州，最终到达均州、光化军一带的汉水南岸，距离当时襄阳不到一百余里，然后展开队伍攻击金军。

蒙古人狼子野心，既有先例，必有后来，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借口，以其帝国的扩张态势，南下灭宋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南宋占据先机，将防线向北突进到黄河潼关一线也是合理的，把战线推出国门，拓展战略纵深！

不然等到蒙古积攒实力大军南下兵临城下时，那就被动了。

晚战不如早战，史嵩之应该出战！

话说回来，进占三京后，想防守黄河以及军粮补给，也确实困难。

难！难！难！

在孟珙看来，入洛的条件确实不好，可与蒙古一战是肯定的，就象联蒙打金一样，都是迫不得已的，既然要战斗，早打还有便宜可占。

问题是个怎么打法，是占领三京呢，还是推前夺取一些地盘、巩固那些地盘，加大纵深？

巩固和夺取前沿州县以加大纵深为上策；夺取三京为中策；什么都不做为下策。

在蔡州之战后应该是一刻不停地抓紧时间，巩固泗州、寿州、宿州、亳州、海州、邳州、唐州、邓州、息州等新占领的土地，把上述地区当做京湖和淮河外围的屏障，确保淮河和京湖外围防线得到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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