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延龄的直觉是对的。

牢中那位道人的确是年初经由广东进入广西欲往云南劝说吴三桂起兵反清的张煌言。

那位小徒弟自是其侍从杨冠玉。

自在浙江悬#1岛决意前往昆明后，张煌言即启程先往福建。

本欲从福建登岸经江西、湖南入贵州奔云南，只福建沿海迁界看管甚严，张煌言一行无法登岸，于海上飘泊半月后改往广东潮汕地区。

潮汕地区清军看管也密，广东水师提督吴六奇严格执行清廷禁海令大肆屠戮潮汕百姓，以致潮汕地区百里无人烟。

最后张煌言一行不得不渡零丁洋在广东最南端的雷州登陆。

一路艰辛，路上几次遭遇清军盘查，虽得以逃脱，跟随护卫张煌言的三名随员不幸遇难。

几经辗转，张煌言同杨冠玉以道人身份终是成功越过广东清占区，未想刚进入广西境内就被当地驻军不分青红皂白给抓了起来。

未几，送到桂林。

到了桂林张煌言才发现牢中挤满和尚道士。

原来广西巡抚金光祖接浙江方面协查通报处，虽知张煌言不大可能窜来广西，但还是严令各地设卡盘查，凡过往僧道不问缘由一律扣下，结果导致广西各地牢中关满僧道。

宁抓错一千，不放过一个的意思。

金光祖之所以专抓僧道，乃是其在福建任布政使期间参与了对郑、张联军的几次进攻，对张煌言这个南明擎天巨柱深恶痛绝，同时从投降的明军口中探知张煌言曾伪装为道人逃脱过清军追捕。

因此金光祖判断张煌言自浙江沿海潜逃后，很有可能还是以道人身份在各地活动。

因为张煌言这种孤忠绝不会剃发易服！

那么除了清廷允许的僧道、戏子外，张煌言没有别的身份可以掩饰。

僧人要剃度，戏子下九流，只道士一途。

结果真被金光祖给“蒙对了”。

按理捕奸这种事跟孙延龄这个提督没有关系，也不是其职权范围内，但桂林知府刘彦明过去同孙延龄之父孙龙同在孔有德帐下，因而与孙延龄关系颇近，也是广西官场唯一支持孙延龄的文官。

某日刘彦明巡牢见张煌言师徒二人异于常人，且师徒二人虽操官话，听着却颇是生硬，显是刻意不说家乡话，心下自是生疑却又无法审出个卯丑来便将此事说给孙延龄听。

孙延龄听后心生好奇，便来到牢中潜于一处偷听张煌言师徒谈话。

果师徒二人单独在一起时说的不是生硬的官话，而是浙江宁波一带的方言。

换作别人多半听不出，偏孙延龄在燕京同浙江籍的官员有过交往，一下便听了出来。

虽师徒二人并未说什么重要事，宁波人、道士身份，加之浙江方面的协查通报，还是使孙延龄联想到了一个人。

但他没有将心中怀疑告知刘彦明，只叫刘彦明将师徒二人单独关押，吃食方面给予照顾。

更叮嘱刘彦明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提审这道人师徒，哪怕广西巡抚金光祖也不行。

之所以如此，实是孙延龄“包藏祸心”。

许是受其“狐朋狗友”尚之信、耿继茂的影响，孙延龄一直以来对于清廷也是没有好感，在燕京时便到处惹事生非犯了不少事。

有御史弹劾这位额驸，称其“骄纵不臣”。

也就是说那位御史直言孙延龄这个额驸脑后长反骨，不是善类，希望朝廷能够重惩之。

若不是其妻孔四贞深得顺治喜爱，也极得太皇太后宠爱，恐怕孙延龄这个便宜额驸早人头落地。

出任广西提督后，孙延龄立即着手打造以其为首的“新定南集团”，未必不是存了一血前耻的念头。

这个“耻”是耻于做满洲人的辫子奴，还是耻于做妻子强加于其的帽子奴，就不得而知了。

又因其岳父旧部多为马雄、王永年掌握，孙延龄便暗中联络广西境内万羊山一带的土寇，期以收复这些土寇为他所用。

那帮土寇其实非寇，一部分是原明晋王李定国散落在广西的西府兵旧部，一部分是当地不满清廷统治的义民，一部分则是山中的壮瑶苗人。

他们活跃于十万大山，人数多达数万，时常袭击清军据点，一直是广西清军的心腹大患。

线国安曾组织过一次对十万大山的清剿，但收效甚微。

最近广西境内关于这帮土寇的消息是罗城知县于成龙上报，称其组织乡兵斩土寇数百人，又于县内诛杀与土寇有关系的刁民千余人，遂使县内土寇绝迹，百姓安居乐业。

广西巡抚金光祖对此专门到罗城视察，对于成龙治乱世用重典的手段赞不绝口，向全省通报要求各地学习于成龙治寇四策。

第一策，凡捕获土寇立行诛杀，以绝土寇根本；

第二策，凡家中有寇者，不论男女老少皆杀，以绝通风报信者；

第三策，五户为一甲，五甲为一保，聚居同耕，保甲之间不得窜连走动，以绝土寇给养；

第四策，鼓励保甲住户互相举报，一经证实被举报者杀，家产土地赏举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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