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二章 千古难题(1 / 1)

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便到了春节时候。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便是几千年来存在于村乡之中的最大阻碍。

地主乡绅。

乡绅的正式名称,直到宋朝才出现,但从秦汉的士和绅的概念诞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称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发达,政令不下乡村的古代,是联系百姓和朝廷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于是也诞生了北宋时一句有名的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里面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庙堂之上的重臣大员,以及各层各级的官僚,最后乃至乡间的地主士绅。

皇帝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面对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治理百姓,从而治理天下。

这种方式充斥着无奈,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尝试改变,最后发现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无法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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