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曲阜遇刺了。

这个消息仿佛飓风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兖州府，然后再继续风一样的向四面八方狂卷突进。

虽然不少士绅官民心里都有嘀咕，觉得皇汉极可能在皇上这次南巡的路上动手生事，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心底里还是极受震动的。

尤其是动手的地点，曲阜。

此前曲阜孔氏遭殃，那动手的清水教王伦背后明显的有皇汉的支持，王伦那一系列的举措究竟是他自己临死前的疯狂，还是有皇汉的属意，这本来就惹得无数人猜想。

也就是随后王伦葬身曲阜县城之内，叫人百思不解的同时，亦洗去了皇汉的一些嫌疑。

王伦在明明能逃走的情况下，竟然选择了死，那曲阜孔氏的一系列事情，似乎真有可能是他临死前的疯狂呢。

可即便如此，那谁也不能否认皇汉于清水教的影响力，谁也不能彻底洗清皇汉身上的嫌疑……

这就让很多人都感觉着有趣了。

因为一个立志造反的复汉组织，作为一个有志于天下的主儿，与孔家，不应该结下这样大的冤仇的啊。

这样做不是凭白增多变故么？

可不管怎么说，世人再去纷纷猜测，他们也钉不死皇汉主谋这事儿。

皇汉与孔家之间还是有着缓和空间的。

但这一次皇汉人马直接在曲阜城动手，刺驾杀王，那表现的可就是一点不在乎孔家人了。

也就是乾隆没事儿，只是死了一些随扈的王公大臣及侍卫，比如曹文埴，那就被当场炸死了，连孔宪培本人都受了伤。

但乾隆没事儿，这也就没事儿了。

赵亮躲在空间里看着外头的清兵、孔家人等等忙忙碌碌，他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一通猛操作究竟搞死了多少人，只要乾隆不死，一切就都没事儿。

而且他心里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看到乾隆的时候，内心里竟无端的生出一股别扭来。

不过这点异态很快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自己搞出的这通事情，消息肯定瞒不住人口的，就不知道传出去之后，对满清会是什么影响。

别看小说王刺驾杀王的段子不少，就以为这事儿真就很平常了，事实上这种事是极少见的，尤其此刻没有抓到，还被刺客杀掉了那么多人……

传出去满清的脸可就要丢大了。

赵亮甚至怀疑这一世还会不会有乾隆爷六下江南了。该不会这第五回就是绝响了吧。

毕竟外头晃悠着这么大的一威胁，谁还有心游山玩水呢？

要是换做赵亮，他肯定是没这个闲心的。

不过乾隆还是会做样子的，甭管内心里多么震怒多么紧张，却还是沉下气来? 命令缓辔而行? 还让沿途接驾的士人百姓不要跪了平身免礼。一路行一路到百姓之家探望，访求民间疾苦? 一脸的慈蔼? 好像大家都是父子亲人一样。

那要不是随行的有太多的军兵护卫，那真就很‘平易近人’。

如此的走到宿迁顺河集? 减去一部分扈驾兵丁和大部分随行的车辆，然后在徐家集渡过黄河。乾隆按照之前定下的章程? 先是在黄淮交汇的清口巡查河务? 然后才开始乘船沿运河行驶，船队先是在扬州逗留了一日。

可乾隆的心思并不在扬州，如是很快就启程由京口渡过长江。

没有先去江宁，两江总督、巡抚等大员都在镇江迎驾。

御船继续向南? 抵达浒墅关? 当地官员士绅名流纷纷来到桥南接驾。而乾隆一行先是到瑞光寺祈福，复又从盘门登城楼，眺望苏太的烟云风光，大肆的赞叹一番，做足了轻快赏玩的样子? 仿佛丝毫不受此前之事的影响。

然后队伍才进入城中。

苏州城内闾阎街巷都已经张灯结彩起来，喜气浓浓? 以此表示对皇帝临幸的欢喜。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 这种面子工程都是少不了的。

第二天，乾隆一行临幸虎丘? 登上万岁楼。离开的时候? 经过二山门? 这时早就安排好的一场大秀就开始了。

当地的士绅名流多人跪在地上磕头进言，请求减免苏太等地的多余征粮。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乾隆先是命令侍卫收进奏疏，接着立刻就传谕九卿科道酌情商办此事。

一时间整个苏州城里都响起了‘万岁’的呼喊声。

乾隆脸上这才露出了第一次真心的笑颜。

吴书来等近侍心中大松了一口气，自从曲阜事至今，乾隆心底里堵着一口气，已经不高兴好几天了。偏偏他人还要出去作秀装样子，那就叫乾隆更不开怀了。

连着多日，御驾前都有内侍宫女被拖出去发落。

吴书来等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唯恐有朝一日自己也撞上风头了。

万幸，乾隆终于高兴了。

乾隆一高兴，就在苏州游览各处园林，又陆行至灵岩山游玩，前后待了整整十天。

这才由苏州出发，继续沿运河继续前行，至嘉兴右门镇后，舍舟骑马前往海宁阅视海塘，而后再去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上耍玩。等他重新登船南行杭州时候，时间都是三月下旬了。

而三月里的杭州，真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乾隆在杭州登观潮楼检阅江哲水师，游览西湖美景，题诗作赋，好不快活，竟一住又是半个月。

而就在这时间悄无声息的进入到了四月里的时候，和珅、喀宁阿也已经将滇南李侍尧案查的一清二楚了。

李侍尧案并不难查，因为海宁已经把李侍尧的老底儿都揭穿了，和珅到了滇南后，按图索骥，很快确凿的证据就拿到手了。

三月中的时候，和珅、喀宁阿等的奏折就送到了乾隆手中，奏称：李侍尧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这说出来都没人信。李侍尧外派督抚大员二十多年，为皇帝私人进贡一百二十余次，每次都出手阔绰，随便算上几次进贡的价值就够这个数了。

说李侍尧案就三万来两银子，就跟说和珅的家产真就有八亿两银子一样扯淡。

可和珅虽不是大青果的专业司法人员，但他很清楚朝廷的办案潜规则。对于本案，即使他很想弄死李侍尧（李侍尧跟和珅也不对付，大体上就是李侍尧看不上和珅的突然爆红，他这么多年里为乾隆效力，都没混上军机大臣，和珅年纪轻轻，屁的功劳也不见就上位了，李侍尧跟和珅关系好了才怪），也也得坚持“就案办案”的规则。

而且在督抚贪赃案件的查办上，查办谁不查办谁，查办哪些情节，一应官僚是完全处在皇帝的掌控下的，办案不得有疏漏，可也不准波累迁延。

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别的事情不准管也别管，办案人员是没有主动权的。

况且，就这三万余两白银的涉案金额，只要定实，也足以让和珅终结李侍尧政治生命了。

主意了，是政治生命，而不是生命。

因为李侍尧就是李侍尧，在察觉到不对的时候，他非常利索的承认了自己受贿了，但却坚决不承认自己贪污了。

因为大清律有规定，受贿罪的规定量刑中，并没有可论死的条文。只有贪污罪中才明文规定：“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

李侍尧所坐实的罪名属于受贿而非贪污，察觉到不对之后，他立刻把任上的亏空全都补上了。

所以，在和珅与喀宁阿等的奏折，两人态度明确的建议处李侍尧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这从律法上说是属于移花接木。

这倒不是和珅的独创，而是官场上的另一项潜规则。当时大多数贪官都死在这一条上，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的确符合这条法律的规定。办案人员为了表现自身对贪污行为的深恶痛绝，都会在建议上这一条，甚至还会加上“请即行正法”的铿锵语句，光明正大得建议超越法律条款，提高量刑。

和珅没有这么做。终结李侍尧的政治生命已经足够，此后是否要再进一步，那是皇帝的事。他很聪明地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而且他也真心觉得李侍尧死的可能性不大。

这可是李永芳的后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皇帝也不会杀李侍尧的。

更表说这些年里李侍尧一次次的向皇帝进贡，和珅真不信皇帝就不知道李侍尧的贪污受贿。

四月的滇南也是正值胜景时分，和珅拿着乾隆传来的旨意，心中一阵冷笑：“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妄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