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仅由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就要做个臭公知

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而且活得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公知”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

“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开始，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二字骂人了。明明双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二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周围，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了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

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令人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说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另外一种臭公知。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姚晨，觉得演艺圈里关心现实的明星不多，而且她也常仗义执言。但也有朋友就不屑一顾，说这也许是一个策划好的路线，要和其他明星区分开来，说到底就是功利，也是臭公知的一个变种。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觉得×××很厉害。结果也有朋友反驳说，×××也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越被迫害，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多。这境界比臭公知要高一点，但其实也是在消费政治，归根结底还是臭公知的2.0版本。

当然，也有说到我的。我初中写文章就喜欢批评这个、批判那个，当时没什么概念，纯粹是因为启蒙读物都是民国作家的，于是下意识觉得写文章就该批判。大家启蒙读物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关心现实，另一些人关心星座，而他们都很好。虽然我第一本书就挺畅销，但真正获得浮名也是因为这几年写的杂文。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而且活得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最终一轮听下来，我发现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当街被迫害死的，或者生活还算不赖的，就会有各种诛心揣测。激进一点，就成姿态；保守一点，便成“五毛”。总之就是消费政治，消费公共事件，而且一旦观点不同，两派公知就容易互挖老底，留给观众“原来全是王八蛋”的印象。加上群众的笔力也越来越强，“公知”终于从一个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

既然这样，我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否定或者肯定，甚至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独特的词汇替代，其实我就是一个臭公知。有人说，无所谓这样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名字，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好，公民也好，你只要一个人发声就行了，名声是你的，管这些名词臭或者香呢。但我觉得不妥，就算一只闲云野鹤，你总不希望自顾自飞了半天，突然之间，你的种群被人污名了，人家指着你说，看，一只闲云野鸭。当然，这和这帮野鹤掐架的时候互相指责对方是野鸭也有很大关系，而且围观的野鸡、管事的野猪又对这种名称的变化喜闻乐见。“知识分子”和“公知”这两个词，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二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

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

最后，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公，没人能够替代你，一切还是得你亲自出马。从有了互联网开始，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就食品安全写了一条公知范儿的微博，被转发了一千多次，他非常高兴，觉得那些公知也不过如此，他也可以。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里，不应该鼓动大家都唾弃公知，而是应该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

这一代人（2012版）

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见证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头皮屑。

我说过不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我唯独忘记了还需要杀戮的，就是自己。

杀戮是一个严重的词语，而且一般不用在个体身上。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并不只有一个。一个不杀戮自己的人是危险的，哪怕被逼无奈戳了自己一下，也要报复。

等到开学后，我将要去母校开始我的演讲，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主题，那就是再有七个月，我便三十周岁了。我要告诉我的少年校友，在这一万多天里，我的各种错误和反思。因为我一直不相信成功学，所以我讨厌在机场书店的小电视屏幕里看人家演讲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未必能展开的东西，而且你也不能将自己的狗屎运赠送给受众，所以看着他人如何成功往往无助于自己的成功，但是听着他人如何失败也许能避免自己的失败。

翻看自己的博客，其实在2011年，我常常陷入一种苦闷之中，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因为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的人，好在汉字足够多，否则我早就厌烦了。刚才我翻回到了2008年，那个年份就像在眼前，有雪灾、家乐福、地震、奥运会、三鹿。而在2008年2月5日，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代人》，很多人也许未必注意到。但其实是从这篇文章，我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杂文旅程。

所以这个夜晚，我又想起这个题目。我出道的时候叛逆，反抗师长，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就因为不知道听谁说过，搞文化就要去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还没有五环，后海还没有酒吧，所有朋友都还在学校，成年人又都在使用ICQ和QICQ。我举目无友，孤独得像只马桶搋子，打开电脑又写不出一个字，因为我的生活积累用完了。

四年后，我唯独学会了怎么把车开好。回到上海，找到高中时候追求的姑娘。不多久，我的同学们都大学毕业了，我们又分手了。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2006年以前的报纸他看不下去，但到了2006年以后就好多了。我回答他说，因为这一代人毕业了，开始进媒体工作了。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朋友不喜欢看报纸，其实那时候的气氛更好，报纸自然更好看，也顺便启蒙了我。

我觉得用十年来界定一代人还是有些狭隘，我以前回答问题也从来不觉得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分野，你说我出生于1989年和出生于1991年能有多大区别，无非前者万一是在某一天生日的话比较敏感，如果混论坛的话难以获得祝福。但就是这模糊的一代人，70尾，整个80后，90头，都充满着希望。他们现在很多都在社会里不上不下的地方挣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只限于勾心斗角，但都更加努力，因为社会剧变带来的暴富机会他们都没赶上。我少年去北京的时候，一直不屑于和我的同龄人交往，于是交了几个前辈朋友，虽然人都不错，但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还都是这一代人。所以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见证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头皮屑。

我很期待这一代人各自拥有了更多权力以后的社会变化。权力改变权力。政府拥有公权力，但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具体人权、能力、社会影响力，甚至苍白无力，都能汇聚成权力。足够多的后者，就能够改变公权力。但改变公权力并不是目的，束缚公权力才是。没有压力，何来动力？我们目力所及的某些进步也只是因为科技在进步。到最后，依然只有权力才能改变权力。

还是那句话，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往往就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很好奇这一代人能组成一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不像中国人所钟爱的刷卡就能提现货那么直接，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最光明的转机也许就在这一代人身上。

四年以后重新写这个标题。2008年的那篇虽然写得不错，但为了拍马屁，我拼命埋汰以前那几代，居然还说这一代人中的笨蛋和王八蛋还没有浮现。以后每四年写一次吧，献给同年代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