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巴瓦他们去检修火车头已过了七天了。停在普夏—沃基察的八个火车头中，他们只修好了其中的五个，其余的都是缺少零件不能修理的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起了控告，说他率领一批人强行扣留了从普夏—沃基察往城区开的全部电车。他轰走全部旅客，然后把铺支线用的铁轨安装上去，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全开到了火车站。电车工人全力支援他们的行动。

在火车站，来自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往火车上装铁轨。杜巴瓦他们将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

阿基姆拒绝在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拖沓习气严重到了极点，他们只肯拨给两辆车。图夫塔这样教训杜巴瓦：

“你们这种游击队的习气该改一改了。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这样做是要坐牢的。你们大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协商解决，犯得着一定要去硬抢吗？”

我从没见过杜巴瓦怒气冲冲到如此程度的样子。

“你这个只知背诵各种条文的家伙，干吗你自己不去跟他们好好协商？坐在这儿喝足了墨水，将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如果我不按时将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工地上去，那就得挨别人的骂。依我看应当把你也送到工地上去，让托卡列夫好生管教管教你，省得在这儿妨碍别人开展工作！”杜巴瓦暴跳如雷，惊动了整个省委大楼。

图夫塔向上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阿基姆让我回避一下。他和图夫塔单独交谈了十多分钟。当图夫塔从阿基姆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气得脸红到了脖子根，简直是怒不可遏！？十二月三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报告信，写这封信的是铁路革命委员会。信中反映，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同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将一些空房子的门窗拆了。当他们将拆下来的东西搬上工程车时，火车站的一个反革命工作人员要求将他们扣留，不料却被这几个人给缴了枪。直到火车开动以后，他们才将已经退空了子弹的手枪交还给他。门窗全叫他们给运走了。此外，铁路局物资处还指控托卡列夫未经批准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取了二十普特铁钉，作为发给农民让他们帮助把做枕木用的长木头运出伐木场的报酬。

我跟朱赫来同志讨论了这两件事。他笑着说道：“这两件控告我们都给顶回去算了。”

工地上的情形紧张到了极点，每一天都是极为珍贵的。有时候发生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只好施加点压力了事。我们经常将工地上的捣乱分子带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小伙子们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只小巧玲珑的暖手电炉子，我和奥莉加用来烤手，可是房间并没有因这只暖手电炉而暖和多少。那么在寒冷的森林里，人们又如何熬过这漫漫的寒冷冬夜呢？据奥莉加说医院里面冷得厉害，病人们都不敢将脑袋露出被窝，在那里每隔两天方能生一次火。

你说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和后方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十二月四日

大雪又下了整整一天。据递上来的报告说，大雪封住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工程不得不停顿下来，大家都在忙着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已经作出决定：筑路工程第一期必须在1922年1月1日前完工，把铁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当这个决定传到博亚尔卡工地时，托卡列夫这样回答：“只要我们还剩一口气，就一定要确保按质按量如期完工。”

保尔·柯察金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别人“控告，”这倒是颇令人奇怪的。我到如今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见面。？十二月五日

昨天，匪徒又袭击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小心地踏步前进。有时候马蹄踩在下面有枯枝的积雪上面，枯枝立时断裂，发出清脆的响声。马就打个响鼻，急忙往旁边一蹿，但是，紧接着贴着的耳朵上挨了一枪托，它又赶紧往前奔跑了。

十几个骑马的人翻过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长条形的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土地。

他们在那里勒马停住。咚的一声，马镫相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长途跋涉使它浑身热气腾腾。

“他们这帮人他妈的还真很多。”一个匪徒头目说，“我们得把他们全都吓跑。大头领吩咐过，一定要让这帮臭工人明天统统从这里滚出去，否则他们真要得到木柴了……。”

匪徒们一个紧跟一个，沿着轻便铁路向车站的方向走去，逐渐靠近了全体林区房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并不走到空地上去。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死寂。一个个雪团像松鼠一样，从被皎洁的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滚落下来。林木之间，短筒枪喷出条条火舌。子弹打得墙壁上泥灰四溅。潘克拉托夫他们搞来的玻璃窗也被子弹击得粉碎，发出凄厉的破裂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板上的工人，他们猛地都跳起来，可是房子里枪弹横飞，又迫使他们重新卧倒在地。

有人压到了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尔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外面。”

“傻瓜！快点趴下！只要你一露头，保管会被撂倒在地。”杜巴瓦急促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匍匐在地，把手中端着的枪伸向门口。保尔半蹲着，一手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手枪里有五粒子弹。他摸到空槽，连忙把转轮拨过去。

枪声骤然停了下来。紧接下去就是令人窒息的沉寂。

“同志们，有枪的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趴倒在地上的人们。

保尔小心翼翼地将大门打开。空地上看不见半个人影，只有雪花飘飞，缓缓地落到地面上。

十个人抽打着马匹，隐没到森林里去了。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从城里飞快地驶过来一辆检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上下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赶上前去迎接。从车上卸下一挺机关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把步枪，并将它们堆在了站台上。

他们匆匆忙忙地向施工现场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零乱的曲线。他走路时像熊一样左摇右摆。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他的两条腿老是像圆规那样叉开，仿佛脚下踩着的仍然是晃动着的甲板。阿基姆身材高大，所以能跟上朱赫来的脚步，托卡列夫却常常不得不小跑才能赶上他们两个。

“匪徒来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眼前的这个山包挡道，确实给我们添了很大的麻烦，非得多挖大量土方不可。”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转过身来，两个巴掌稍稍弯曲着挡住风，点着了一根烟，赶紧猛抽上两口，又拔腿去追前面的两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却没有因此放慢步伐，只管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说：

“这条支线你们能确保如期完工吗？”

托卡列夫没有马上回答他，沉吟片刻之后他才说：

“你要知道，老弟，按常规速度我们根本无法如期完工，但是又非到期完成不可，我们没有后路可走。”

他们两个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向前走着。托卡列夫心情激动地接着说：

“问题就在于这个‘但是’上。全工地上的人中只有我和工程师波托什金两个人知道：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加上人力和设备又严重不足，要想如期修成是办不到的。可是全体筑路的人都明白，不按期完工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上回我才会说：只要我们还剩一口气，就一定要确保按质按量如期完工。你们亲眼看着吧！我们在这里挖了将近两个月的土地。第四批眼看就要到期了，可是基本的成员一直就没换过班，没停下来缓过一口气，全凭火热的青春支撑着他们。但是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人着凉受寒了。看着这些可爱的小伙子，我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他们是无价之宝……就怕要不止一个人在这鬼地方献出生命。”

从车站开始，已经铺设好了一公里轻便铁路。

在前面是一公里半已平整好的路基。路基上挖成的凹槽里铺着一排木头，一眼望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一排栅栏，这便是枕木。这段路基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整出来的路面。

在这个工地上干活儿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汉子正在路基上铺枕木。一根脚穿新树皮鞋的红胡子庄稼汉，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卸下木头，扔到路基上面。稍远一些地方，还有几架他们的雪橇。为了把枕木铺得一样平，地上摆着两根长铁棍，这是用来代替路轨的。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头，铁锹，铁镐等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铺枕木是一种细致活儿，绝对不能图快。枕木必须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以便让每一根枕木平均分担压力。

在这段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今一个人掌握了铺路技术。这个五十四岁的老汉，留着两道油光光的八字胡须，头上却没有一根白发。他志愿留在这里，一干就连着干到了第四批。他像年轻人一样经受了所有的困难艰辛，因此在筑路队里获得了普遍的尊敬。他，烟厂女工塔莉姆的父亲，是一位党外人士，党组织每次开会总是邀请他参加，让他坐在荣誉席上。他为此感到很自豪，发誓绝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能扔下你们不管吗？我一离开，你们会将这里搞乱的。这里需要我的这双眼睛，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枕木……”每到换班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说这几句话，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工程师波托什金对他保持着充分的信任，不大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这时候大伙儿正在忙着干活儿，朱赫来等三人走到他们跟前。潘克拉托夫正挥动斧头，砍着安放枕木用的凹槽，他满脸通红，满头大汗。

阿基姆费了好大劲才认出这个码头工人。他消瘦了很多，高颧骨越发显得突出了许多，脸也没有仔细擦过，又黑又憔悴。

“啊，省领导来了！”说着，潘克拉托夫把温热且带着大汗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出周围的工人脸色都很苍白。他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都堆在工地房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对拉古今交待了几句，然后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陪同刚来的朱赫来、阿基姆朝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解释一下，你们跟莫托维洛夫卡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闹翻的，而且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干过火一些了吗？”朱赫来严肃地问眼前这个不大爱说话的码头装卸工。

潘克拉托夫窘迫地微微一笑。

“我们是跟他商量好后才缴了他的枪的。这个行动是他主动向我们提出的。这小伙子跟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对他说明了确实存在的困难，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卸走门窗。根据捷尔任斯基所下的命令，是严禁盗窃铁路财产的。此地的站长与我是冤家对头，这个坏蛋偷东西，总是被我干涉。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是肯定会上告的，那我就得站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席上去。你们先缴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赶快运走。站长无法上告，事情也就算是圆满解决了。’所以，我们就那样干了。我们可不是把门窗搬回自己家里。”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又接着说：

“朱赫来同志，如果有人一定要受处分的话，就处分我们几个好了，您可别责怪那个小伙子。”“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问题。”于是朱赫来便向潘克拉托夫询问匪徒袭击的详细情形。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大家正在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将横挡在路上的小山包劈开。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卫员。他们带着霍利亚瓦的手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这也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

波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笔记本上记着数字。整个工地上就剩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瓦库连科因害怕被匪徒的子弹打死，连可能会被法庭判处临阵脱逃罪也顾不得了，今天一大清早就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要劈开这个山包得费上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地被冻住了。”波托什金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低声说。霍穆托夫这个人老爱紧皱双眉，他动作迟缓，很少开口说话。

“总共只给咱们二十五天，挖山包您就要用十五天，这怎么行！”霍穆托夫说，说完烦恼地用嘴咬着胡子梢。

“这个最后期限或许有点脱离实际情况。我有生以来从未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这样的集体一起筑过路，也可能是我估计得有错误，因为在这以前我就曾错过两次。”波托什金说。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小山包。山坡上的人们望见了他们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