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拨打过999之类的紧急电话。脑子里“嗡嗡”声响得厉害，当接线员的声音传来时，我既语无伦次又听不清对方的话。好不容易平复情绪之后，才能与接线员有正常的问答。接线员说急救车20分钟以后会到，让我不要移动病人，保持病人呼吸顺畅。

放下电话，牙齿咯咯作响。奔回厨房，妈妈仍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窗外的夜空被烟花照亮，红色、橙色、紫色、蓝色……刹那间绚烂又瞬间沉寂寥落下来。然后又有新的花火燃亮夜空。

我脑子昏乱不堪，竟然呆呆地看着烟花出神。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既然要住院就必须准备准备。首先准备的，是钱。

我猛一激灵，赶紧往卧室跑去，拖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脚踩在碎瓷片上，钻心的疼痛蔓延上来。四处看看，这满地锋利的碎片，会妨碍救护的。我赶紧拿起笤帚扫地。

扫到一半，想起抽屉里那个薄薄的信封，里面可能没有多少钱了。银行卡里还有一些，但是现在不能去取钱。要是能找谁借点钱就好了，最好能帮我一起把妈妈送到医院去。

把笤帚扔下，拿起手机哆嗦着手指翻看着。同学、朋友，平时逢年过节群发个祝福短信的交情似乎不能在春节前夕的晚上把别人从家里叫出来，让他们出钱出力。

翻遍了手机我竟然不能找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睛里，上面写的是焦阿姨。离婚后我早已删了李乐永的手机号，可是焦阿姨的号码却忘了删掉。拇指在“通话键”上犹疑了半天，始终没有按下去。

手机里长串的人名，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窗外的烟花又亮了，亮光映亮了妈妈毫无知觉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从我大学毕业时就催促我相亲结婚。这世界上我只有她，她只有我，而我们天人相隔的时候总会来到。她在给我找亲人，仔细地找，不停地找。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

眼泪又奔流而出，跪倒在她身边，我终于痛哭出声。

窗外鞭炮正盛，在劈里啪啦的声音中，救护车的呼啸声隐隐而来。

这栋小楼就是999急救中心。救护车上几个男护士把妈妈抬下来送到急救室。我刚要跟进去被一只手挡了回来：“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急救中心的财务处居然是24小时开着的，里面站着几个人。

“先交一万。”柜台后面的人麻利地开着单据。

“啊，我没带那么多钱。”

收费员的手停止了动作。“那你有多少钱？”她问。

我惊了，这个还能讨价还价吗？“一……千多吧。”我迟疑地回答。

“那你先交一千吧。家属赶紧去取钱。一千肯定是不够的。”

“明天天亮以后我去取钱，行吗？”

“可以。”随着干脆的一声回答，手里的钱被接了过去。

打上吊瓶的妈妈仍然毫无意识地躺在急诊室里的病床上。旁边的走廊上一阵喧嚣声，一队人急匆匆走过，病床上推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保洁员跟在后面慢吞吞地拿着拖把擦去地上的血迹。我看得傻了，生死在这里如此平常。

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走过来，问他身边的护士：“这是家属吗？”护士点头。

他对我说：“我是值班大夫。病人初步诊断是出血性脑卒中，现在已经打上了点滴避免发生脑损伤，具体的情况还要做了CT才能查明白。病人病发前有没有受到情绪上的刺激？”

“有，我们吵架了。”我愧疚地回答，心里的悔恨几乎要把我吞没了。

医生仍然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自动忽略了我的羞惭。“那病人平时有高血压史吗？”

我看着他，张口结舌。我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印象中妈妈没有在吃任何药物，家里更没有血压计给她测量。

“我……不知道。”医生脸色一沉，显然我的迟疑让他很不满。

“病人平时有头晕、气喘等症状吗？”他接着追问。

印象中妈妈似乎有时难受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但我不知道她的头晕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的回答让医生更加不满。他从护士手里拿过夹子写了什么就转过身不再理我了。

早上，我伏在病床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竟然是老薛头。原来，早上晨练时老头没看见我妈就打她手机。手机打不通，又打家里的座机。当座机也没人接的时候，老头急了，拨了我的电话。

得知我们在急救中心时，老头啰嗦起来：“你妈平时就老是头晕，我劝她去体检，她老是不听。这下可着了。”问清我们的地点，老头急急忙忙就要来。趁他还没挂电话，我犹犹豫豫地问他：“薛大爷……您能借我们一点钱吗？方不方便带点钱过来？我们一定还您。”

老头急匆匆赶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赶紧转院。”他凑近我身边小声地说：“我听说这个急救中心收费黑、技术还不好，咱们得赶紧把你妈转到综合医院。”

望着躺在床上的妈妈，我手足冰凉。脑袋里轰隆隆地乱响着。我以为把人送到医院就算稳妥了，治疗的事情不用管，我只需要操心怎么把钱凑齐就好了。没想到征途才刚刚开始。

“你一晚上没有休息了吧？赶紧回家休息一下，拿点洗漱用具来。我也帮你找找人，看今天能不能转到北医三院去？”

回到家里，顾不上洗脸吃饭先打开电脑。输入关键词“急救中心”，跳出来的结果让人心惊，《黑120背后的黑心人》、《含泪控诉，黑心急救中心大骗子》、《急救中心，宰你没商量》……我越看冷汗越出。

电话响了，是老薛头。

“哎呀，我打电话去问了，北医三院没有床位。最近的床位排到四月份。可是这是定点儿里边唯一的三甲了。其他的就是二级医院了。要是不在定点医院就得全自费了。这个病得抓紧治，刚才我听大夫说了，治不好就会有口眼歪斜、说话不清的症状，重的还会引发瘫痪或死亡……”他突然停住了，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吉利。

我陷入一阵阵恐惧，要是妈妈没了，谁来管我？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亲戚，没有交情深的朋友，更没有丈夫。

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冬夜，妈妈去上夜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屋里静得古井一样。两个房间黑漆漆的，只有我桌边的一盏台灯有一点光亮。

作业写完了，课外书也看得实在太久。把台灯关掉，屋里一片黑暗，外面的雪夜清晰起来。雪片扑簌簌地飘落，地面一片温柔起伏的银白。不知看了多久，寂无人迹的雪地上有一个人踏雪走来。是妈妈。我冲到门边，听那熟悉的脚步声一步步走上楼来。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然而等了一会儿，却没人进来。我心里惊疑不定，忍不住把门打开。赫然看见妈妈，心落回了肚子里——她正站在门口拍打着身上的雪。

一晚上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刻，她一进来把光亮带了进来，把声音带了进来。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切开一个橙子就算是睡前的宵夜，我们就着窗外的雪景津津有味地吃着。

我的手不由地紧紧抓住桌边，手指撑得发白。如果没有妈妈，将不会有人把光亮和欢笑带进来，我将永远是孤凄凄的一个人。在人群中孤独，回到家更孤独。不要，我不要一个人面对这世界。

满脸急泪，用手迅速抹去。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找床位。

管不了面子问题了，拿起电话按照通讯录一个个电话的拨过去。

“喂，是我啊。你最近怎么样啊？”本来只是发发祝福短信的交情，突然真人打电话来莫名其妙地问候，对方很诧异。

短暂而尴尬的寒暄过后，我开始问：“请问你在医疗系统有没有什么熟人。是这样的，我母亲突发脑梗，需要住院……”

听着对方无用地安慰，含混地拒绝。我觉得我比他们还不自在。好容易挂断电话，喘口气继续拨打下一个。

但是这样的电话打了七八个以后，这对白我已经熟练了，没有时间品味对方说帮我找人的话是真是假。连尴尬的时间都没有，挂掉电话立刻拨通了下一个。

找到陈晓月时，我几乎不报任何希望了。她一个远从四川来北京的北漂女孩，自己还在出租房里蜗居，哪有什么人脉给我。可是出于惯性，我还是接通了她的电话。听着那幼稚的彩铃声，我已经知道这次通话完全是浪费时间。我打算听她敷衍两句就赶紧拨打下一个电话。

电话里杂音很多，她使劲嚷嚷着：“什么事儿？我听不清。这儿人好多，我在排队买回家的车票呢。对了，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现在还有心思提这个。我也冲着电话嚷嚷起来：“还没呢。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妈妈的事儿。”我大声嚷着说完了事情，心里不耐烦着，奇怪自己为什么耽误这么久的时间，只希望赶快挂断电话。

“啊？你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可是，我在也不认识医院的什么人啊。哎，对了。你怎么找我啊？你老公李乐永他多本事啊。他肯定能帮你找关系啊。”我愣住了，才想起来离婚以后，出于某种心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我们离婚了。”我说。

“什么？你大点儿声说。”

“我们离婚了。”我大声说。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旁边的嘈杂声格外清晰，甚至能听到有人喊叫：“别挤，别挤。”

“你听见了吗？”我问。

陈晓月幽幽的声音传来：“怎么会？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我冲电话喊了一声：“以后再说吧。我先得给我妈找医院。”

挂断电话，轻吁了一口气，正要拨通下一个电话，电话却自己响起。是老薛头来的电话。

他急迫地告诉我，刚才护士已经来催过补缴费用，住院费至少两万，不交钱没法照CT，然后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再拖就过了黄金时间了。

老头在电话里很着急：“我就说这里比较黑吧。据说这里给你开好多药都不在医保范围里边。我刚才问过咱们院5栋3单元的老杜。他去年也中过风，去的北医三院，住院费才让交五千，后来花了六千多。医保报销了百分之八十，最后自己只花了一千多。你找到人没有啊？得赶紧转院！无论是你妈的病情还是交费都不能耽搁了。”

消息一个接一个砸下来，我都快懵了。脑子里像有一大堆丝线紧紧纠缠，哪一根都牵不动。我不能再这样没有效率地继续打电话了。

赶到医院时，妈妈已经醒了。她转了转眼珠看着我，我喊她。她的嘴张不开，只囫囵着说了一句：“你软啦（你来啦）。”

我吓得呆呆看着老薛头，他连忙说：“医生刚才说神经受到血栓压迫就是这样。她好歹还能说话，有的人连意识都没有。你没交多少钱，他们现在连CT都不给做，还没办法确诊。”

“薛大爷，您能不能借我们一点？”我迟疑地说。

他黑红的脸庞仿佛更红了一些，挺直的腰板有点佝偻了，略带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带了三千块来。钱倒没什么，赶明儿我再跟我儿子要去。但是我不敢把钱交上去。我听老杜说，在这儿把住院押金交上去，不把钱花完他们是不会让你走的。咱不是不想在这儿治吗？交了钱还走得了吗？”

“谢谢您，薛大爷。”我知道薛大爷的儿子一直在街面上跑黑出租，他想从儿子那里拿点儿钱出来很难很难。

可是怎么办呢？我看着病床上，眨着眼睛看着我们的妈妈，急得团团转。“薛大爷，没办法，咱先把钱交了吧。我实在找不到人。”

“唉，闺女，钱给你。你看着办吧。”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我给你打个欠条。”我在自己的包里一阵乱翻，想找一只笔。

“欠条倒不用了。”他按住我，“但是如果要在这儿治，这点儿钱可不够折腾的。而且你妈的病要是耽误了，会落下根儿的。”

“走一步看一步，我能怎么样呢？”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老薛头看看我没再说话。

急救中心的财务处在一楼，下到一楼半的时候，手机响了。接起来，居然是陈晓月。

“西溪，你在急救中心呢吧？我正赶过来呢，快到了。我有个亲戚在北医三院，咱俩赶紧去找他，看今天能不能把你妈转过去。”

犹如在黑洞中走了很久突然看到一星光亮。我连忙转身蹬蹬跑上楼告诉老薛头一声就往外跑。

在急救中心外面，陈晓月气喘吁吁地抓住我，我们俩没有耽误，立刻奔赴车站。赶到车站正好追上了一趟609。

到了北医三院，陈晓月打了一个电话，找到了一位心血管科的仇主任。仇主任二话没说就给安排了一个床位，并且派了医院的救护车去接我妈。

仇主任个子不高，但是权力很大。几句话下来，管病房的医生立刻照办。

办理转院手续时，没遇到什么阻拦。估计急救中心看我们迟迟没有交钱，觉得没什么油水，痛快地办完了手续。只是我们那一千块，交了救护车的费用和治疗的费用居然剩了不到一百块。一天就花了一千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幸亏转院了。

七手八脚地把妈妈抬入病房。陈晓月一直跟在我们身边跑前跑后，当一切都安顿下来时，都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老薛头看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回家去了，说是明天再来。

我请陈晓月在北医三院对面的宏状元喝粥吃肉饼算是酬谢。看着她把一角肉饼塞进嘴里，我问：“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你既然有这么牛的亲戚，为什么我中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不认识医院的人呢？”

陈晓月塞得鼓鼓的腮帮子突然停止了动作。她往嘴里送了一勺紫米粥把饼咽下去，然后才抬起看着我，眼睛流露出不自然地神情：“西溪，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你可千万千万别怪我。我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