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集会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共党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反动势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派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派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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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江西苏区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造事端，以便为侵略中国寻找借口。而发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藏匿起来想要自杀，但这家伙在事前没有留下只字片纸，被同事们认为是失踪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武断地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

时任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于6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国表示威胁，还陆续调派第三舰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恐吓。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新一轮战火仿佛一触即发——面对云集在下关江面，已经卸掉了炮衣的日舰。南京全城可说是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关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实就是企图以藏本“失踪”事件为口实挑起冲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焦头烂额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严令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加紧查找，在南京实行户口总检查。最后，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中国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报公开了藏本英明生还的真相——这场差点儿让中日两国提前开战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

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分为四个区。其中西区和东区是新区，面积较大，而南区和北区是老区，面积较小。金奇娜的房子就在苏州河北岸的北区里。

日本作为后起的列强，在上海原本没有合法的租界，但在公共租界东区的虹口，很早有大量日本侨民聚居，自成一体，犹如日后欧美的唐人街一般。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位于虹口一带。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日本趁机于6月9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强行入驻虹口地区，保护侨民，在四川北路上设立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共租界方面对此无可奈何。

等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人正式用武力接管了整个东区，从而形成了虹口日租界。

再接下来，贪心不足的日本人，又继续对紧邻着东区的公共租界北区虎视眈眈，动用了从浪人滋扰到武力恐吓等各种手段，企图把美英势力驱赶到苏州河以南……在最初的时候，租界工部局还死撑着硬抗，但等到“藏本事件”爆发之后，眼看着日本军队已经在江南地区进出如无人之境，色厉内荏的工部局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交出北区管理权，把苏州河以北的地盘全部划进了虹口日租界。

就这样，从沈阳一路流亡到上海的金奇娜大姐无限悲愤地发现，继东北三省沦陷之后，自己家在上海的房子也要沦陷了……如果不想当大日本帝国的良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