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爱国看着讲台下那些惊疑不定的学生们，在心里因为自己“阴谋得逞”而“奸笑”着。他好像故意要吊这些学生的胃口一样，对此绝口不再多说。

等到下午室外课的时候，党爱国更加详细地对这些成名武将的每一个招式动作都进行了运动学和力学上的分析，给他们讲解了每个招式动作的设计思路，告诉这些学生们怎么样才能自己创造出更合理、威力更大的招式。但这些学生们心里总惦记着火药武器的事，有不少人时不时地走神，他们原本当作至宝的这些知识也感觉不是那么吸引力十足了。

等到他们真正见识到了火药武器的威力之后，想必会有更大的失落感吧。毕竟就算以现在这么简陋的黑火药武器而言，几个预制破片的手榴弹，或者是十分笨重的老式前膛炮的一发霰弹，都可以杀死一骑当千的最强武将。

还好中国的作战模式并不是像古代欧洲那样以“骑士”为核心的，所以不必担心这些指挥作战的将领们，会仅仅因为火药武器对武将的威胁太大，双方就形成了都不使用这种武器的默契。

只是当整个国家被统一，所有敌人都被消灭之后就不好说了。禁止私藏甲兵、禁止练习武术、禁止拥有枪械……更多的原因并不是像统治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而是为了防备所有潜在敌人。

是的，如果从矛盾方面来分析，古代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并不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所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来说都是敌人，他们之间有着最根本的利益冲突。

在外敌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疲软，一点都不给力的这种情况下，党爱国也只能够让中国没有那么容易被统一，人为地控制竞争了。一个国家附近有几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么它们就不会将自己的国民视作主要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由党爱国进行着一定的约束，并挑动他们进行军备竞赛……会如何？

军备竞赛，这是党爱国早有预谋的一个计划。凡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就算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也能讲出一大堆当官和治国的道理，党爱国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要说什么真正的“科学治国”，他懂的并不太多，毕竟他背后没有那么多真正的专家当智囊团。他琢磨出的这个计划，也只不过是对各种浅显的经济学书籍都经常提到的“鲶鱼效应”的一种运用罢了。

渔夫捕捞上来许多鲜活的沙丁鱼，在将它们运回港口的时候，绝大部分沙丁鱼都会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如果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沙丁鱼也就不会死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明末时期，要论军事科技、生产力都是大明占优，但正是因为他们占优太久，反而没有动力去继续研发科技了。而且再好的装备也得人来使用，那些掌握着装备的废人们自己作死，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们啊。

不过说实在的，党爱国也不能肯定，这种军备竞赛是否就能让科技上的竞争持续下去。他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的靠人数作战，转变成冷热兵器结合时代的既靠人数也靠科技作战的模式。然后他再不断提升武器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科技在军事作战中的重要性。

原本即使是这样，也有着获胜一方利用科技优势统一国家之后，反而封印先进的武器，以免让以后的小部分反抗者因为能够获得先进武器而破坏力大增，他自己则选择以本伤人的方法来维持统治的可能性。毕竟对统治者来说，底下的士兵和老百姓的命都不值钱，只有他自己的命和屁股下的皇位才最值钱。但有党爱国在的这些年间，他会坐视不管么？

他自己就是那条专门用来刺激其他势力的鲶鱼——不管是从军事还是经济方面。

除了军事之外，传统的自然经济也是党爱国一定要破坏掉的对象。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决定政治，而另外又有一句话，叫做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所以说要有所改变，最直接的是提高军事科技，但最根本的却是提高生产力并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瓦解自然经济进入商品经济时代。

党爱国对经济方面的认识倒也不是特别深，但起码他认为有一点很重要：自然经济条件下，所有人只要开上一片田地，就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他的利益和别人、和国家联系得十分不紧密。而没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他自然就不会迫切地想要维护这个国家、这个制度。

更多的道理，党爱国一时也想不太清楚。他在大多数时候做出决策的时候，也只是挑选今后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之中，被确定是正确的发展方向，然后按照“中国特色”修改一下，就直接搬过来用罢了。毕竟事实证明这些是正确的，即使你不明白它到底为什么正确。

大多数人总会认为，自己的努力可以影响到事情的进展，甚至可以影响到科学规律，可以影响到随机事件。所谓的赌徒，尤其是如此，就连统计学也阻止不了他们了。他们总认为自己研究出来的所谓“规律”能够影响到随机事件的发生，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增加自己赢钱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比起相信自己，党爱国更相信科学，相信经过历史检验的发展方向。只有历史也没能下个定论，必须由他自己做出判断时，他才会尽量利用科学的方法，反复思考谨慎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否则他很少会抛弃已有的，在现阶段可以看作是科学的理论，非要自己多此一举地琢磨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说法来。

如果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孰优孰劣已经有了个定论，党爱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制定出朝着“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方向前进的政策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哪个更好，“理论上”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究竟在实践过程中能不能有可以实现的那个社会条件，这都是没有定论的事情。

就算党爱国是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首都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就算他一直以来都有好好上“思想政治”这门课程，但他也不可能盲目地按照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领导古代劳动人民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这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何况在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时，轮不到恩义，轮不到个人情感来作主。只有利益，只有科学，才是决策者所需要，并必须坚持的东西。而从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践结果，还包括前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结果来看，理论上正确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还没有实现，肯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回避的根本原因的。

我们只是在不断接近真理罢了，现在的“真理”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即使我们寻找到到了真理，也很难完全确定它就是真正的真理——更不用说人类那还算不上极度发达的科学，根本无法支持我们去穷极世间真理。

在这种前提之下，党爱国也只能够运用他所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选择“理论上”最能够促进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积极变化的发展道路。虽然在他的心里也认为，共产主义所描绘出来的前景的确很美，但那种要求“所有人”都拥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思想才能实现的理论，大概也只有“理论上”成功的可能性吧。

这也许是人类在生物进化之中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甚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人类是以个体的形式生存的，这一点有别于高度集体主义的昆虫。但人类和所有多细胞生物，又可以说都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的。因为他们可以看作是许多个细胞，为了共同生存，而像昆虫一样形成的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的组织。

人类的集体组织——国家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是生存利益，而人类个体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也是生存利益，人类个体中的个体——细胞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其实还是生存利益。这是由生命的根本利益——生存，即碳基化合物不断自我复制的要求所决定的。

人类这种动物，只不过是和病毒、植物、昆虫等生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并且在生存的表现上比较突出的一类碳基生命体罢了。他有突出的优点——个体拥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自然也有缺点，比如说因为过于强调个体生存优势，而不具备如昆虫那样高度统一的集体主义生存本能——或者说他高度统一的集体主义只表现在个体内部的细胞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从理论上，从生物学上来说……会得出“那个”不河蟹的结论。至于具体是什么结论就不写出来了，既然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还分析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