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文渊阁正向北，过文华门，就是文华殿。今次奉旨朝议，即在此举行。几天前朝会上，高拱代商陈情，皇上口谕，可集有司议奏对策。这也正是高拱所想的。他想早日出台恤商举措，遂嘱内阁书办移司，召户部、礼部、工部、都察院、太仆寺、光禄寺堂上官及各科都给事中，到此聚议。

交了辰时，高拱走出内阁朝房，张居正闻声跟了出来，高拱料他有话要说，就站着候他。

“玄翁，今日专议恤商事，玄翁奉旨主持，”张居正走到高拱面前说，“居正意，玄翁不必多言，免得降为争论一方。居正已嘱户部侍郎陈大春、太仆寺少卿曾省吾为玄翁代言。”

高拱心头一热，道：“喔，还是叔大思虑周详。”说罢，快步往文华殿走去。进了殿，众人皆已到齐，他坐在摆放在两只铜鹤之间的一把圈椅上，看也没有看会场，就道：“钱法业已颁旨，新旧钱皆可用于贸易，此后听从民便，不得议来议去，徒增恐慌。故今日不再议钱法，专议恤商一节。户部先说。”

户部尚书刘体乾干咳了一声，道：“本部接高阁老《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奉旨议复，议得恤商事五：一定时估，二议给价，三严禁革，四裁冗费，五公佥报。”

高拱仰脸专注地听着，刘体乾却再无一言。刚要质问，侍郎陈大春开言道：“适才大司农代表本部发言，卑职仅以个人立场说话。窃以为言恤商，先要端正对商业、商人之看法。”他瞥了一眼高拱，见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也就多了几分自信，侃侃道，“卑职生于潮汕，深知时下与开国之初已然大不同，佛朗机人所租壕镜，不过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因贸易之盛，日新月异；闽浙因海禁之开，日见繁荣。有担心商盛而农衰者，谬也！往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可时下苏州、湖州等地，工商业繁荣，除漕粮足供外，竟需从他省调粮者，遂又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天下不因苏湖之农衰而不足；苏湖却因工商业兴盛而繁荣。商业兴不惟富国，亦足以资农，非此消彼长之势，反倒有相互资厚之效。是以要富国利民，当大力恤商兴商，不必遮遮掩掩，瞻前顾后！”

“陈侍郎，你扯远了吧？说具体的！”赵贞吉不悦地提醒道。他因兼掌都察院，也参加今日朝议。

陈大春不敢得罪赵贞吉，闭口不再言。转任户科都给事中的韩揖起身道：“访得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要缴船料，用船商人要缴船银，进店有商税，出店有正税。河西务已有四处征税，到张家湾发卖货物，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商贾所利几何而堪此？”

“户部、工部分设钞关课税，非新制，乃祖宗成例。”工部尚书朱衡辩解了一句，似是为了避免争执，紧接著说，“本部奉旨题覆高阁老陈恤商事，当务之急是多给预支银，以拯商人贫累。今后凡官府差委商户采买货物，必先预支十分之四，且半年以内当全额支付。”

新拔擢为太仆寺少卿的曾省吾接言道：“预支银两固然可苏商人之困，但这只是治标。窃以为，时下虐商最甚者，无过于‘当行买办’之制，言恤商当革此制！”

高拱记起初到京城微服私访那天，在草场街曾听一老妇提到“当行买办”致使商户家破人亡之事，此时听曾省吾说要革除，便不住地点头。

“当行买办之制，乃祖宗成法，安得轻言革之？”赵贞吉不满地反驳道，“科举之供应，接王选妃之大礼，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寺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端赖此制供役。商人以物输于官，而官按时估付账，各得其所，并无不当。弊生于不按时给钱，脏官勒索，禁之可也，焉能因噎废食？！”

曾省吾一笑道：“赵阁老所言甚是。只是，祖宗成法，只限京师，京师也只有几个衙门方可当行买办。然时下城市，凡是衙门，甚或凡是官员，即可持票令商铺买办。闻得有官员开‘至本衙交纳’一票送商铺，商铺送货上门，即说质次，命另送；再送，仍复如故。商铺遂知非为货物，实为勒索金钱。是以不少商铺见票，索性出钱免买。访得有一票而勒索商铺数十家者。故此制不改，终不可除其弊。”

“招商买办如何？”陈大春插话说，“衙门所需，张榜公示，商家自愿投帖，选质优价廉者取之。闻得居壕镜之佛朗机商人，即好竞争之法。”

“哼哼！”赵贞吉突然冷笑几声，道，“兴商虽不失富国之术，然抑末才是为政之理。衮衮诸公，朝堂之上，议这些当由吏目画策的细枝末节，岂不可笑？”

“以内江所见，当议什么？”高拱忍不住质问道。

“圣人云：君子不言利。”赵贞吉答，“商贾唯利是图，当议如何导之以义，因何处处为商人画策，助其逐利？”

“好一个君子不言利！误国害人至甚！”高拱大声反驳道，“《洪范》八政，首诸实货；《禹谟》三篇，终于厚生。足见古圣贤是极重言利的。可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读书人受其毒害，要么成为只会放言高论的腐儒；要么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国安邦之本意。何也？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义’说得玄而又玄，离百姓远而又远？在高某看来，‘义’，绝非虚无缥缈之物，高深莫测之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义者何所指？乃是公众之利的总和，换言之，公众利益即为义。是故，为公众谋利即是追求义！治国安邦者，无非是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既要为百姓谋利，却又说不能言利，岂不抵牾？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公忠谋国。”

这番话高拱早就想当众说出来，今日终于一吐为快，有种酣畅淋漓感。

文华殿内一时陷入沉默。

高拱见无人说话，便总结道：“恤商，一则改制，一则肃贪；而户部、工部所提恤商策，可为过渡期之办法。”他扫视一下众人，“诸公以为然否？”见无人说话，他又道，“待奏明皇上，敕令各该衙门行之。”又慨然道，“朝议恤商，拿出对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朝议恤商本身，就是向商民宣示朝廷恤商之诚，兴商之殷。盼商民闻朝廷之意，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繁荣大明！”言毕，用力挥了一下手臂，“散了！”

走出文华殿，高拱叫住户部尚书刘体乾：“子元，户部不当只知理田赋，水饷、陆饷，商税、船税、货税，要统筹之。”他突然脸一沉，“元年时，我就请户部拿松江为例列个单子，迄今也未看到。”

刘体乾拱手致歉，拉了拉高拱的袍袖，走到一旁，低声说：“玄翁，今日不妨说出真相：其实，当年松江的税银，都是就地输徐府，再由京城的徐府铸银缴部。当时听玄翁一说要列单，以为是玄翁闻知此事，要追查。”

高拱既吃惊又疑惑不解，看着刘体乾，良久才问：“他因何要这样做？”

刘体乾回避着高拱的目光，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含糊地说：“去岁已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