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欧洲西部近三万里之外的南京，萧轩接见了从奥斯曼前来见面的使者，当然还有以前从来不没有正经表达过藩属国态度的东瀛等国，在崇祯九年的春天，一统前来朝贡的还有很多中华文化圈曾经的小国，当然还有以前并不属于藩属范围的莫卧尔等帝国。

为了引起“此时的明朝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的误判，这一次朝贡的规模并没有怎样的操办，不过萧轩还是亲自见了这些前来进行朝贡贸易的使臣，在谈话中这些钱来的使者明显感觉到：这似乎不是那个把礼仪看的很重，并且谈话中很多套话的大国了，似乎从用语的方式乃至言谈的态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的萧轩其实并不太过在意自己给这些前来的使者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带来的反应是什么，因此也就坦然的说道：“其实，在我刚刚登基不久的时候，特别是在挫败了北方的大敌满洲人之后却是有如果当年成吉思汗的理想那样征服全天之下太阳所能照耀到的地方，刚刚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决心就更大。不过当远征之时中原九州发生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也开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在近两千年前来的中原王朝，其实也包括当年蒙元的忽必烈政权在内，都没有将疆域扩充的明显的比当年的汉武帝时代更大一些。每一个帝国的疆界，都是有其极限范围的。这不仅仅在意文明和人口不同，也在于如果要管辖方圆万里之内的众多族群也就必然需要一个规模不小的武人集团。或许在我这一带，拥有足够的手段与威望来如同当年的成吉思汗那样保持帝国的相对统一，可是当我百年之后，那时候数千里之外的将军们还有当地驻军乃至那些驻军的广大下层，并不是如同我缔造出来的军队一样由我选拔上来，又凭什么终于我呢？一个君王的统治若要长治久安，并不在于打下多大的疆界、版图有多广阔，而在于治下的人民能不能迎来一个处处有公平的太平盛世。内功，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远强于外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矛盾的，不要说是上层的富贵之人，就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如果日子舒服了，自然也就不愿意承担战争的风险。因此说：我们中华民族必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并不是一种韬光养晦或者面子上的空话。如果认真的翻一翻史书的话，即便是当年的汉朝，或者唐朝，他们的对外战争或者边功又何尝不是因为外族首先进行的边境挑衅所进行的一种自卫还击呢？如果有条件，一个中原王朝的帝王其实只需要五万或者顶多七八万还算像样的正规军，足够镇压民间的反叛就够了，就已经足够了。边军集团也不过是处于战略安全上的某种自卫。。。”

这个时候萧轩当然也主意道了一些似乎不屑的目光，因此同样毫不讳言的说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此并不以为然，认为我的这番话，不过是因为远在泰西的大军遇到了困难，内战刚刚平息外部的平乱又陷入危机，因此才有这样一番表态罢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基督徒文明圈是与你们完全不同的势力文明，他们对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各个文明长远的威胁很大。如果不在现在尽早的发动远征遏制住他们，或许少则几十年多则百年之后就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在坐的各位出身都是虽有一些变乱，但在多数时候还限度国泰民安更重视内部生存的君主国，可是基督文明则完全不是如此。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武人当权相互竞争而强盛一时，还拥有全天下最有有利的田地、矿区、乃至地理上的广阔扩张空间，更有一颗真正远大的理想。。。或者说野心。因此为了整个文明长远的安全，即便这个跨越两三万里“边功”对我本人及其政权来说危害极大、负担极大，也一定要因此冒这个险。。。”

听到这样的话，穆拉德四世派遣而来的使者不由的附和道：“大明皇帝陛下所言及是。或许是距离太远的缘故，可能许多人对那些泰西人没有深刻的了解，我们却同他们打了数百年的交道了。那些人拥有精良的铠甲和火器制造技术，还很会压榨百姓并拉高普通民众和武人之间的地位并以此获得强盛的武力，物产金银还极为丰富，更擅造船。当年的时候我们还不曾感觉到这种压力，可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则完全不同。要不是此时的泰西还曾经限于纷争与战乱之中，能用于对外的兵力有限，那我们恐怕早就已经被迫东迁了。。。”见到萧轩如此坦然，前来的奥斯曼穆德拉四世的使者也就不介意多说几句逢迎的话。

其他很多南亚乃至东南半岛或者朝鲜日本一带的使者对此更多只是礼貌性的附和，同时此时不少人也已经陷入了思考之中，如果这个东方大国似乎已经今非昔比，不知道这位好战的君主会不会在平定泰西方面牵扯的部分精力。

这是，幕府的一位使者突然说道：“承皇帝陛下天威，最近有不少泰西的船队或许是因为老家沦陷了，纷纷东迁给各国带来不小的威胁，还望相助啊。。。”

听到这样的话，不少其他使臣也都开始纷纷附和起来，对此萧轩也当然了解一些情况。在以前的时候，从巴达维亚到马尼亚，从荷兰到西班牙在远东的武装力量其实只不过是一些武装商船性质的海上力量加上总共不超过万人的武装力量，可能还没有北方贝加尔湖一带的哥萨克猎人要多，然而自从几年前泰西大变局以来，从莫卧尔帝国南部到东南一带的西洋海上力量猛增，兵力增加都几万之多，已经成为了番邦各国的一个重大威胁。

对此，萧轩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后，看向不远处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