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天启四年黄河泛滥的那场大水之后，徐州境内的元气就多少受到不少损伤。在经济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又有城建、大户们恢复自己的产业等不少积累需求甚至借其名义巧取豪夺的必然现象。再加上灾后带来不少的土地纷争，整个徐州的社会矛盾在本就不怎么轻的情况下达到了一个高峰。偏偏这地方以前还不是大众被彻底治的服服帖帖的地方，这种种因素，才让萧轩十分粗糙的土地运动暂时没有出太大篓子，至少练兵扩军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
当年的志愿营一连扩充到团规模，甚至重新扩充到旅规模之后，萧轩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比较详细、而且能跟军情体系相互佐证印证的报告。几乎没有出过明显不实的苗头，这在萧轩在教导旅负责日常营务管理的时候都是没有的。考虑到让在战场上能证明自己充分战斗力的官兵进行系统性的造假之巨大困难，这也开始让萧轩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身为一个类似把总的营长或连长，那就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跟士兵们在一起，亲自参与管理工作。正如连长、指导员是部队里经常接触的角色。不过营长或教导员就明显距离士兵有一定距离了。在这个年代战时条件下，营长往往也要经常与部队在一起。与军官们是天天见，与士兵们也算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当成为团和团以上干部时候，只有在战时的情况下才有跟随部队一起指挥的需求，平时则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副团长及各个营长。当自己的军事地位在团以上的时候，战阵都没有必然要亲临的要求了。
这些近现代军队的规律或许在这个时代算是大胆甚至是不靠谱的。因为古代军队的组织体系非常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距离下面的军官团体远了，下面的将校就往往不会把你视为自己人，搞封建主义下的团团伙伙甚至带来种种弊端。以前萧轩并不知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危害在于哪里，只是在长期的领兵过程中才觉悟出了一些道理。
然而，当自己所率领的部队是拥有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群体，是一支“志愿来打仗”的部队，并且以这些革命化种子为军官团体构建出一支新型军队的时候，“山头主义”的现象即便还会有，但似乎也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山头主义”了。在领导这样一支队伍上层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很少，管理成本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萧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把经历更多用在跟随大军一起来到徐州的那些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引导这些孩子们对于“近代科学之母”军事的兴趣。一些有关队伍的作战总结和作战报告也拿来让孩子们一起研讨。
五六岁乃至七八岁的年纪的女孩如果没有性别意识的刻意引导，其实同男孩的差别有却并不怎样巨大。在不要把难度高的过大并且适中的情况下很容易的就让几十名做为师范生种子的小女孩们比当年御马监那些少年们更为浓厚的兴趣。
毕竟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往往还没有独立生存过，受到社会的影响不太重，不过大多也丧失幼时的那种新鲜事物的兴趣。
此时，萧轩似乎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与思想的用意也就有了更多的体会：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培养对学习和事业的兴趣、坚定孩子们的天赋才是最重要的目标。真正的文化课并不需要太多的课时来最巩固。如果要巩固，中学的几年时间也足够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从孩子们身边的临时校园到处理必须由萧轩来负责的各种政务、军务奏报，还是让萧轩看起来在平时并不算很清闲。志愿师内的事情可以让自己省心不少，可是革命军其他各旅的成分就达不到那种标准了。在整个徐州乃至运河沿线，就算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也层出不穷。基层变革虽然仅仅只局限于徐州一地不过百万人左右的范围内，还涉及不到太多太复杂的地方，基层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新建的农会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的宗族势力争夺乃至各种不良的现象等等。
当然同和平年代的不同的是，非常事件，可以用很多“简单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小大之狱虽不能明察必之以情”自由心证的清洗、花费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平日里的繁忙才开始减轻了不少。
以前的时候，身为一个本质上的封建帝王，“后宫不得干政”的经验萧轩还是尊重的，不过在有了革命化底牌之后，萧轩对什么“外戚专权”的顾虑就完全不同了。军务以外的诸多北直隶、山东等地的民政事务，田秀英也帮衬了不少。崇祯三年就在这种里里外外的忙碌之下度过了。
让田秀英没有想到的是：在正月之后临近早春时候的一个夜晚，萧轩竟然不仅仅是像以前那样走个过场而已，而是第一次像个真正的丈夫一样。同眠之前没有饮酒和过度调情，或者做看起来那些根本就是为了避免在房事的时候女子怀孕的事情。自从登基以来，至少在田秀英等人的感觉之中，这似乎还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君上不怕这位几乎没有多少竞争的太子殿下在十几年后仗刚刚打完的时候就来填堵么？”在兴奋之下，田秀英也口无遮拦的说笑道。当然这样的话出口，田秀英也感觉到自己可能是在冒险，有些后悔起来。
萧轩对此却直言不讳的说道：“说实话，以前的时候我确实担心过，国内和边关的事情还没有料清，成长起来的那些太子殿下们就开始给朕添堵了。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新的力量已经成长起来，时代也会在未来并不算长的时间内就有所变化。我如果连这点儿自信也没有，今日也就不会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