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辽东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顺治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同时，也使明朝二百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五里一堡、十里一台、三十里一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1644年，多尔衮下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禁关令”使得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历史上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此外患之可虑者……”

“……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

“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

对于辽东地区的荒芜凄凉。清廷的奉天府府尹张尚贤便曾上奏，做过以上的种种描述。

在他的描述中，奉天整个境内都是一片荒凉，只有奉天（沈阳）、辽阳、海城还稍微有一点州府县治的模样，但辽阳和海城却没有城墙。而如盖州、凤凰城、金州等地，却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

何其凄凉啊！如今人口已达百万、数十万的盖州、凤城、金州，当时才“不过数百人”。那时的铁岭、抚顺只有流放迁徙之人，不能种地，单身的人一大半儿都跑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且空虚的环境下，明军开始了在辽东地区的攻掠。首先是在鸭绿江一线。凤城、宽甸、岫岩、桓仁等地相继被光复，又借朝鲜平安北道为屯兵养息之所，从而形成了进可攻，退可以江为防的稳固基地。虽然中原大战使得明军继续增兵辽东面临困难，但在北方招募的新兵却不断被运来，在铁山、龙川、盐州进行训练，前后已经有五千之多。

既然已经放弃了在锦州附近实施大规模登陆，从而将满清主力尽歼于关内的作战意图。明军便又采取了历史上针对东北的攻略。那便是将以辽东、辽西作为两个战略进攻方向，形成两大战略集团。对东北的清军进行夹击。

现在，辽东战略集团趁着清军空虚之际抢先成立，稳固了根基后，又借着水师之利，以及辽东清军陆续向鸭绿江沿线集结之机，突然水陆齐出。于三山海口（现大连地区）登陆。击败当地为数不多的清军后，一万多明军在半岛最狭窄处挖掘壕沟、修筑工事，从而将旅顺地区彻底切断。而两千陆战队和三千主力陆军则由于七亲自率领，转而向南，歼灭旅顺清军。

旅顺虽是清军防御的重点。但限于兵力，千里辽海，即便不能派兵驻守，也要分派了望和预警哨，要防守的地区实在是太宽广了。所以，驻防兵力亦不过一千多人，算上家眷、包衣奴才等，总数也不过三千上下。

当然，旅顺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看不过是一座孤城，深入敌后千里，但是依仗从登莱送来的源源物资，这里却将活力充沛，成为插在辽东清军腹上的一把尖刀。而凭借现在明军的后勤能力，绝不会上演当年东江镇的窘迫局面。

其实就很多明军将领来说，对于朝廷目前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都颇感惊讶。当年的万历天子疯狂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但是也将大批手工业者逼得家破人亡。所以，万历天子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坏名声。

象朱永兴这样，一边能实施惠农政策，一边还能用粮饷物资供应各路大军，对于不是深入了解明廷财政运作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穷兵黩武，自古以来便有这样的名言。但显然，朱永兴在发掘一切可以积聚钱粮的手段的同时，对外掠夺也是其中比较关键的因素。

没有安南占领区，没有日益扩大的湄公、河仙两省，在粮食供应上便不会满足现在的需求。

“国朝近三百年来，百万同袍遗骨关外，却依然令鞑虏做大，荼毒大江南北，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于七骑在马上，秋末的冷风吹在脸上，他不由得发出了感到慨之声，“如今我等又踏足辽东土地，实是万岁英明。”

万岁英明！这在封建社会，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嗯，不管是大事小情，只要能和皇上沾点边的，不拱手说句“万岁英明”，似乎便显得不够忠心。

当然，于七发出感慨也并不是没有原因，也不是光为了恭维拍马，而是朝廷，或者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等同于朝廷的皇上朱永兴，确实给了军队令人称道的物资供应。

粮草且不用说了，刚到深秋，第一批棉衣便已经运抵前线，这对于在寒冷的辽东地区作战的明军将士来说，感恩戴德是一方面，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则更为重要。

同样挂着总兵衔的高得捷虽然只带出了四百多骑兵，却并不统属于七所部，所以于七说话也客气得很。同时，于七对这批装备精良的骑兵是羡慕不已，甚至有过转到骑兵的冲动。

高得捷与于七是差不多的感觉，没有文官掣肘，不用操心粮饷，不用操心武器装备，不用操心军用物资，甚至军队纪律也由军法处接管，武将就只管练好兵，打好仗，这样便显得轻松，也更能专心致志。

“于将军所言极是。”高得捷指了指自己手下的盔甲，说道：“此乃购自西夷的甲胄，花费不菲，我军目前也只有四百具。但参谋总部已有呈文告知，日后每月将拔付三百具，这样的速度和财力，除了万岁外，谁又有这个本事？”

在十四世纪以前，西欧铁甲与其他地区一样，以锁子甲为主，鳞甲、札甲为辅。真正意义上的板甲则出现于十五世纪初，锻造大型弧型金属的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整体式铠甲的基础。

尤其是在公元1400年以后，在材料学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就是发明了高炉：燃烧温度的上升使铸造铁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使用的都是块炼铁），钢铁生产量大增。另一方面，水力锻机的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指引下的冶金技术发展等等，奠定了这个时代中铠甲工艺飞跃的基础，使十五世纪成为板甲成型并获得大发展之时代。

而且，人们很快发现：板甲的防护力和同等重量下带给士兵的灵活性为其他铁甲所不及，而且还提供了冷热加工的更加便利的条件。无论是锁子甲还是鳞甲、札甲，由于其构成要件（小铁圈、甲片等）太小，加工极其繁琐，不仅耗费人力，而且也难以加工强化。

到了16世纪，板甲进入全盛时期，有效抵御了当时冷热兵器的攻击。无论早期火绳枪、刀剑矛斧，还是古老的弓弩，都无法有效对抗板甲。而板甲与英国长弓的对抗，便被认为是“盾”超越“矛”的典型范例。

但就现在而言，由于号称滑膛枪的新火绳枪及燧发枪正普及到士兵手中，板甲在欧洲已经开始衰落。因为轻便而威力巨大的火枪面前，做工良好的板甲确实可以有效抵滞子弹在正面的穿透，但巨大的冲击力常会导致护板内瘪而折损，通行无阻的冲击波同样会给人体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使板甲在实战中愈发力不从心。

也正是如此，朱永兴能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从英、法两国进口板甲，并利用本国兵工厂的高炉和锻压机进行仿制性的加工制造。相对来讲，制造板甲的成本比制造鳞甲、锁甲更低，工艺也更简单。

当然，吸收引进并不是全部的，由于明军和清兵所骑乘的马匹都是二、三百公斤的蒙古马而不是阿拉伯马那种六、七百公斤地大块头，对于马匹的甲胄防护便只能是披上几块轻甲。同时，经过反复试验，为了减轻重量、提高机动力，明军骑兵也没有装备全身甲，只装备带面具的头盔、胸甲、护臂。

即便是这样，明军骑兵的防护力也要普通高于清兵。而就算是暂时没有装备半身板甲的骑兵，也都穿着在各地作战中缴获的好盔甲。对于需要重点防护的弓箭，这样的盔甲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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