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之八旗子弟长于骑射，在陆地上强弓烈马、攻城掠地是其所长，而于水战，尤其是海上作战，则绝非其所能。特别是东南沿海郑家拥有的雄厚实力，以及数次海战的失利，使清廷不寒而栗，不惜代价地采取了切断义师同陆地居民联系的暴政——沿海迁界。
而对于大规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影响，清廷也有所估计和预料，进而采取了更为短视而自大的政策，首先将目标指向了郑家的降兵降将。
“次第催拨各投诚官兵，分配外省开垦。官兵及别镇兵，各给行粮，分驻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诸省，屯垦荒田，给其牛种，免其六年租税。将领或督垦，或拨在督、抚、提督衙门效劳，文官赴部候选。”
将投降的郑氏官兵遣往外省垦荒屯田，是担心他们再次叛逃，将他们安插于各省，则可分散其力量，以消除隐患。清廷既然欲以坚壁清野的封锁之策解决郑氏集团问题，本应善待已经归降的郑氏官兵，使降者安心，未降者动心，才有利于招抚。但清朝统治者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出于对汉人防范的心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必将导致已降者离心，未降者寒心。
清廷的这个决策，对于多为闽籍、留恋故土的广大海上投诚官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于是，有的铤而走险，策划叛归郑氏；有的潜逃四处藏匿；有的则千方百计地隐瞒眷属人口，希望能使部分家属逃脱移驻，有的投诚官兵为了争取留在福建，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百姓顶补。
对一般郑军官兵而言，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忍思乡之苦，谁也不希望在降清后连同家眷离乡背井，被押送异地垦荒。因此。清廷的错误举措将成为郑氏集团用以稳定军心的反面教材，这使得清廷的招抚策略表面看起来很优厚，但却很难再奏效了。
而施琅手下的水师提标游击钟瑞原为降清的郑军，清廷沿海迁界已招致其不满，又见要将投诚之官兵移驻于外省垦荒，遂与中军守备陈升密议，借出港巡哨之机。带着少数心腹逃出至广东向明军投诚。说起其中内幕，这也是情报局的大功一件，成功策反敌将投诚的第一例。
好马不吃回头草，钟瑞和陈升由郑家投降清朝，如果有选择，自然不想再回去。也就是说。随着西南明军的日益强大，对清朝将领来降的吸引力也在超过原来东南的最大势力——郑家。毕竟西南是正朔，是正统，而郑氏集团的家族式经营往往不能给外姓的将领更大的施展空间。
策反钟瑞和陈升只是情报局计划中的第一步，朱永兴之前便已经做过提醒，只要从施琅手下挖出降兵降将便是胜利，不必要求他们做出什么刺杀施琅、献城而降的大事。
不熟悉海上情形的清廷统治者一向视海波为畏途。不敢轻言海战，且对郑氏降将组成的水师一直心存顾虑。尤其是重满轻汉的顾命四大臣主政时期，对武力剿灭郑氏集团的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对主要由郑家降兵降将组成的水师更是猜疑日重，历史上便有解散水师，并将收复金、厦有功的施琅留于京师闲居十余年之久。
所以，只要钟瑞和陈升成功反正归来，在随后的造势当中，假书信和谣言等手段将使清廷产生施琅乃郑氏旧属、心怀故旧之情、难逃纵贼之嫌的印象。甚至进一步可以有施琅正潜心隐忍。企图大计的想象。
依着清廷统治者对汉人的猜忌和防范，朱永兴认为施琅是难逃此劫，如果他为证清白至京师奏明，想再回来统领水师也不大可能。更何况，目前郑氏与明军水师正联合行动，施琅想用海上胜仗以证忠诚的机会也相当渺茫。
能在海战中击败施琅自然是一件好事，即便不成。用谣言和猜忌使其不得重用，甚至被囚禁杀害，则是另一个保险。软硬两个套路，无论哪个奏效。对于视清军福建水师为眼中钉的朱永兴来说，都足以大松一口气。
这是一件喜事，朱永兴已经决定厚待钟瑞、陈升二人，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活生生的事例，为降清的郑军官兵指明一条出路，并为日后郑氏内乱后大量吸收其武装力量而做好准备。
而让朱永兴心里备感复杂的则是江南奏销案的全面发动。按理说，敌人做的便要坚决反对并努力制止，但朱永兴却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清入关后，在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要被参罚。但很多江南缙绅豪强依然凭借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
清廷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余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
打击江南乡绅势力，取消其特权地位，在朱永兴看来，清廷是在做自己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清廷未尝不是在收敛钱粮，增加军费，以支撑战争。
到底该如何反应呢？是声援遭到黜革、鞭扑纷纷、衣冠扫地的江南绅衿，等着光复江南后，让他们有理由拒交，使政府对钱粮的征收面临困难；还是坐视不理，让清廷沉重打击江南士人，并且征收到全部拖欠的钱粮。
朱永兴沉思良久，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同时，他心中还有疑问，不知道清政府是如何定义“乡绅”一词的，也就更不好随便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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