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咱们青年党打头阵，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左舜生叹息道，“弄不好可是会血流成河的。”

“冲突肯定是会有的，但血流成河应该是不至于，现在已经不是前清那会儿了，袁世凯尚且不敢如此，更何况他段祺瑞了。”曾琦说道，“他如果敢这么干，就更应该尽早把他推下去，免得为祸天下。”

“是啊就象今日之苏俄，如果当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杀死，这苏俄便也不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了。今日之俄民，当不会想到，他们在所谓**成功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天。”有人感叹起来。

“所幸咱们中华现在还没有沦落到那一部。”

当会议最终结束，具体行动方案也基本确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看着阴沉沉不见一点星光的夜空，曾琦的心头也禁不住沉甸甸的。

1920年6月4日，清晨，北京，居仁堂，中华民国大总统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东北还我主权”

“打倒亲日卖国贼”

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的阵阵示威学生们发出的吼叫声，黎元洪有些无奈地看着副总统冯国璋、国务卿徐世昌和财政部总长梁士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段芝泉这一次借日本人的钱花，果然借出麻烦来了。”徐世昌叹息道。

对于段祺瑞从日本人那里借款的事，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虽然知道得不甚详细，但却也不是一无所闻。

自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寺内正毅的私人特使西原龟三来华，在中国政府高层频繁活动，特别是在西原龟三主持的日元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是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旅大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所谓中日亲善能看得见的成绩，也就是这西原借款。

但是，对于滚滚而来的西原借款，一些知情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照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这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一开始，借款的消息在中国政府内部走漏之后（以这时的中国政府，绝对保密的事情是根本做不出来的），人们就开始怀疑段祺瑞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至于那些跟段祺瑞靠得并不近的军阀政客就更不用说了。

而当报纸上最终披露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内幕之后，民间的猜疑和焦虑，一下子演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并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喷涌了出来。

报纸上披露的关于西原借款的内容中，最为要命的是，着重点明了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祺瑞政府，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支持段祺瑞成立私人武装打内战

“日本人的钱，是那么好花的么？芝泉糊涂啊糊涂”一身军装的冯国璋用拳头用力捶着大腿，痛惜地说道。

听了冯国璋的话，屋子里的中国军政要员们全都忧声叹息起来。

此时的徐世昌，听着外面的阵阵吼声，目光又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桌子上的报纸上。

报纸上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无一刻不刺痛着徐世昌的神经：

“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而有了西原借款，一切便都不同了。”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及原敬政府的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想要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象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

“尤其让我等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日本人竟然借此借款的机会，插手我们中国的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当中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用武力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着大把大把的日元，也都偷偷摸摸的实现了听说准备编练的中央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练。我们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编练，其实就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时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甚至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象中央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还特意强调，新编练的中央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这意思就是说，中央军以后就是北洋的中央军。而现在，北洋即皖系，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他段祺瑞的私军。听闻中央军的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竟然这样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从这话便不难看出，这中央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

梁士诒忧心忡忡地放下了报纸，说道：“芝泉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现在应该出来给个说法啊？要不然，咱们这政府怕是没法子再做下去了。”

“咱们还是派人去边防督办府问一下他的意见吧”听了梁士诒的话，黎元洪如释重负般的出了一口长气，叫过一名总统府官员吩咐了几句，官员领命而去。

而此时的黎元洪和徐世晶冯国璋等人并不知道，段祺瑞已经在给学生们“说法”了。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边防督办府外面也是人头攒动，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将整个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生们，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聚拢在边防督办府的门前，而边防督办府的大门紧闭，外面大约有一百多名持着枪的军人们组成了人墙，阻住了学生们的前进道路，学生们虽然一直在高呼着口号，但却并没有向前冲击，而是显得很是理性，而他们面前的军人们，也都将枪上的刺刀取了下来，插入到了腰间的刀鞘之中。事实上，刚才在督办府卫队长的命令下，他们已经将步枪内的子弹退了出来。

“我们今日来此，并非是专和段督办为难，只是我们心中有疑惑不明，想请段督办出来，当面给我们一个说法。”为首的一名学生领袖对面前的一位军官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我等虽为一介草民，但虫儿虽小，亦知亡国之耻希望段督办能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白的交待”

“兄弟知道，诸位一片爱国赤诚，兄弟已经派人进去通报了，段督办一会儿就能出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面前的军官无奈的说道，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哀求之意，“请诸位稍安勿躁，别让弟兄们为难，弟兄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

此时，如果有后世的粪情站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定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对粪粪五毛们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大都是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时候，军阀当局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喋血街头的故事。而现实的情况，却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

如果说以前他们理解的学生是老鼠，军警是猫的话，而事实上，却是学生是猫，军警是老鼠

粪青五毛们当然不会了解，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到了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进行的。袁世凯的弘宪帝国的覆亡，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拥有武力的军阀武夫们，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强大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当家的武人对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因此，他们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动。另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高调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具有相当大的“天然合理性”，即便他们是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清代帝政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最后几乎都会被优容。在士子和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在晚清的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党需要搜查。到了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峰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有的军警甚至当面称学生们为丘九，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眼前的这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了军官近乎于谄媚和哀求的话，学生领袖们也不好发作，他们只是在那里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口号，一些学生上前将一些传单发给了军人们，而当他们发现这些军人们好些人竟然不识字之后，干脆给他们讲解了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边防督办府的门开了，一身便装军服光着脑袋的段祺瑞，在卫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

此时的段祺瑞，面色显得有些灰暗憔悴，但身子挺得笔直，步伐稳健，一举一动不怒而威，看到段祺瑞出现，本来高呼口号的学生们一下子便得安静了下来。

为首的几名学生代表看到段祺瑞出现，先是愣了一下，他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名学生代表张传琦便大步来到了段祺瑞的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双手向前，将一份请愿书递给了段祺瑞。

段祺瑞点头答礼，然后平静地接过了请愿书，打开后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到段祺瑞在那里看起了请愿书，学生代表们也并不着急，就站在那里，等他看完。

很快，段祺瑞便看完了请愿书，此时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灰暗，显然是在强压住心头的怒气，才没有发作。

“请段督办解释一下，关于这日元借款，到底有无其事？如果有，目的是什么，背后是否象坊间传言那样，有权益的交易？”

“这借款当然是有的。”段祺瑞点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段祺瑞的声音不大，但听了段祺瑞的回答，学生领袖们的脸色却全都一变。

象是知道学生们会如此反应，段祺瑞深吸了一口气，给出了他的解释。

“自共和重建已来，国家财政窘迫，为使政府能够正常运作，才不得已向外借款，之所以向日本民间借款，是因为条件优厚的关系。”段祺瑞说道，“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各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此笔借款高达数亿日元，数目当然不算小了，但前者的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不涉及主权领土的东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最优者。”

听了段祺瑞的解释，学生领袖们面面面相觑，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而差不多是同一时刻，在赵家楼，交通部总长曹汝霖也在向在座的陆宗舆和章宗祥，解释着西原借款的详情。

“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日本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10‰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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