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洪禄承终归没有白挨这顿打，这次抄检竟治好了洪衍武上窜下跳的毛病。

洪衍武痊愈之后，变得与之前判若两人，他完全成了个老实孩子，从此对他的“蛇神”父亲也孝顺异常。

他再不顶嘴，也再不往外跑，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他简直就像一只出动的小松鼠，左顾右盼，时刻防备着，警惕着，甚至还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忍气吞声。

但是，生活中的事往往与人们的初衷相违。

洪禄承并没有因此感到一点安心，反而还有一丝丝的心疼。因为他知道，洪衍武性情大变其实是那次抄家的后遗症。儿子已经彻底丧失了安全感，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他虽然一直想找个办法开解儿子，可实际情况却让他完全没有精力顾及。原因自然还是因为那个价值不菲的翡翠扁方。

民委会的那位毛主任自打抄家后就盯上了洪家，不仅频繁驾临检查训话，还咬住“八大宅门”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查个清楚。

其实说白了，什么都是虚的。这个“臭茅房”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既想敲出洪家所有的值钱物，又想顺带表现一下罢了。

可事实呢，却极度让这位毛主任失望，因为洪家的确已经“清白”到了连耗子都不爱光临的地步。甚至最后为了找个台阶下，毛远芳也不得不拿在洪家找到的一捆工人劳保白线手套做文章。

那是王蕴琳上班时舍不得用，每月两双积地攒了一年才攒下来的。本来她还打算攒够了给孩子们织件线衣，不料此时在毛远芳的口中，却变成了“腐朽”生活方式的罪证。

当然了，这批能腐蚀人们艰苦朴素意志的罪恶之物，最终却并没被剪掉或焚烧，而是让这位毛主任臭批一通后予以没收了。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因为折了面子又没达到目的，毛远芳便更想要折腾洪家。于是，洪家窗外的大字报很快被糊得连篇累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也被刷得刺目惊心，洪禄承夫妇还被强制拉出去游了街。

游街时，围观者异常的多。这些人里，倒并非只有福儒里的居民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胡同的人。而这无疑是那“八大宅门”的头衔又发挥了效力。因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顶级富豪的样子。

与老街坊们不同，这许多的陌生目光显得既肆无忌惮，又有些失望，他们毫无顾忌地围着低着脑袋吊着牌子的洪禄承夫妇议论纷纷。

“敢情这就是洪家的人呀，啧啧，怎么也穿补丁衣服呀？人不富态，脸也……发黄，不像有钱人呀？”

“你那是不会看，瞧瞧，手指细得像小葱，胳膊腿跟麻杆似的，一看就干不了什么活。”

“您算说着了，人家有佣人丫头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干。”

“不是说资本家喝人奶吗？你说这漂亮媳妇是不是霸占的？老东西，准不是什么好玩意！”

“嘿，别看模样不像坏人，弄不好他们家也出‘白毛女’，该！”

不知出自什么目的，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突然在王蕴琳的臀上掐了一把。

然后，一个不认识的汉子又抡开巴掌抽了洪禄承一个嘴巴，抽得他眼冒金星。

幸好此时，有一些老街坊发现情况过来喝止，这才制止了其余那些蠢蠢欲动的外来人。

要说最离谱的还是毛远芳的批判发言，她竟然把洪家历代罪恶都编程了顺口溜，还振振有辞地当众大声念出。

“他祖宗见过皇上的面，他爸爸请军阀吃过饭。他爷爷穿的是珍珠衫，她奶奶着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他坐汽车，累了捶背使唤丫鬟。吃饭端的是金饭碗，尿盆子也镶五彩蓝。不劳而获长黑心肝，剥削思想是真灵魂……”

别说，群众们的反响是非常之热烈。下头是喝彩阵阵，围观者哄然一片，整个一个大乱仗。

接着，在乱哄哄的笑声中，有人拿来一顶用茅房的手纸糊的尖纸帽，戴在了王蕴琳的头上。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拿来碗墨汁，用毛笔抹在洪禄承的脸上，让他霎时面目皆非……

就这样，洪禄承夫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娱乐着大众，万般辛苦地在忍耐中苦挨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随着“运动”形势越来越“深入”，就连俩人的工作单位也开始了举办类似的活动。

在此情况下，愈加筋疲力尽的夫妻俩哪还谈得上有什么改变处境的希望，也不过只求每日能平安归家罢了。

不过世事难料，就在洪禄承夫妇对未来完全不做他想的时候，老天爷却突然大发慈悲，给他们送来了一位救星。

怎么回事呢？

原来，观音院西院曾经住着个刘老头，后来因为查出他的女婿是叛逃台湾的三民党高官，在1966年他就被遣送回了原籍，而他居住的那三间房子也就此闲置出来。

等到了1967年国庆前夕的时候，在街道和房管部门的联合安排下，这三间房又被分给了南横街煤厂新上任的生产主任陈德元。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带着刚从河北定兴老家接来的老婆儿子，把家安置到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新居民。

而恰恰就是这位面容有些凶恶，在煤厂还有个“陈大胡子”外号的陈主任，很快便把洪禄承一家人从漫无边际的苦海中捞了出来，成为了拯救洪家于水火之中的大贵人。

这话一点不夸张。别的不说，这陈德元刚搬到福儒里不久，就去说服“臭茅房”换了其他对象进行游街斗争。之后还让毛主任开恩，允许洪禄承的子女们，去代替已被折腾得身子骨发虚的夫妻俩扫街。

除此之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跑了一趟糖业糕点公司，并亲自作保，使公司的支左军代表免了洪禄承打扫单位厕所的苦差，把他劳动改造的内容也改为了仓库保管。

或许有人会好奇，这陈德元是何方神圣啊，怎么这么大的能量呢？

这首先要说，想当年煤厂可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在那个年代里，京城人的生活中，煤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粮食，排在生活资料的首位。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天然气。

京城人不光冬天要靠烧煤取暖，每日也都要靠煤炉子来烧水做饭。当时京城居民所需煤炭，都需凭煤本分区划片儿，再按家中人头由煤厂定量供应，这也就暴露出煤是极为紧缺能源。

加之特殊时期重思想轻生产，所有的企业最常见的就是停工集体学习，故而百姓家中常有煤不够烧的时候。

不妨来想象一下，谁家要是短了煤，就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那是多遭罪的事！

除了私家离不开煤，每个单位的供暖、洗澡、饮用热水也都要靠烧锅炉来运转。甚至有些各别的行业，比如糖业糕点公司，那就连生产和食堂也全指着煤炭供应。

要是和煤厂关系搞不好，别说一旦煤烧冒了不给你增量，就是发给你的定量煤质量差点，也能治你一道。所以煤厂对于其管片内地各个公家单位而言，那也是轻易不肯得罪的。

除了以上这个原因，其次要说的一点，是在特殊时期里企业职务的特殊性。

表面上看，陈德元的生产主任职务仅相当于正科级。若按企业行政编制，上面还有几个正副厂长、正副书记和工会主席压着，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别忘了，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各企业的党、政、工、团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均已瘫痪。大部分原来的领导干部都在经受审查，甚至被要求到生产岗位去劳动，接受改造。

而相反的是，原有的工人阶级，则在支左军代表的帮扶下，开始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

就拿煤厂来说，军代表抓抓思想没问题，对于生产却是外行。所以实际上，军代表给予陈德元的权力是相当的大，几乎要他包揽了原来厂长和副厂长的所有职责，来负责整个煤厂的生产与运储。

同时为了使其安心管理工作，军代表甚至还推荐陈德元入了党，使他成了煤厂最吃香的当权者。

最后，还要从个人角度出发再来补充一点，那就是陈德元的籍贯也很重要。

在早年间的京城，从事任何行业都有地域性。比如布铺是河北高阳人，茶叶铺是安徽人，钱庄是山西人，饭馆酒楼是山东人，而煤铺和澡堂子，则大多把持在河北定兴人手中。

具体划分是以京汉铁路为界，开办煤铺的自称“铁道西的”，老京城人叫他们“摇煤球的”，而“铁道东的”则多从事浴池业。

说到这儿也就知道，各地来京立足的人们大多都要从事本土人所操持的行业。如若想跨行业劳作，是非常难的。因为即使你来了也待不了，人家都挤兑你。

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哪怕是国家分配工作了也是一样。因为虽然新进的员工破除了地域限制，可澡堂子和煤厂的老人，乃至领导，却几乎都是定兴人。

陈德元就是个货真价实的“铁道西的”。他的祖上三辈不仅都在京城煤铺干活，并且他的祖父还当过走街串巷，为那些积攒了煤末子的人家打零工的散工把头。

也正因为陈家来京城谋生比较早，所以说南城的这些定兴人，多少都与陈家有些交情。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是被陈家人带到京城来的，或是受过陈家不少照应，故而陈德元在这些人中的威信也就非同一般。要换句今天的话说，那就是“行业上的人脉很广”。

谁都知道，地域性容易使人抱团，外人则很难管理。就比如在煤厂，有时候连厂长说话工人都不当回事，可车间里甭管大事小事，只凭他“陈大胡子”一声招呼就有人跟随响应。

军代表其实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陈德元当成左膀右臂来提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