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红当然是好事。

虽然此时无论是出现在舞台现场、广播、或是银幕上的那些知名红人，人民群众都只一律会冠以“演员”这个最本质的称呼。

但必须得说，这个时期，谁只要因一首歌或一部电影冒头儿走红，他们从人民群众中所获得的东西，却是哪个时代都不曾有过的。

别说旧社会日进斗金的“梨园名家”们远远比不了，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巨星”、“知名大腕”那也差得远了。

那真是一种发乎至诚，无关金钱的尊重、厚爱、热情和推崇。

对这一点，杨卫帆很快就有了切身的体会。

洪衍武给他的几首歌曲让他获奖成名之后，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许多。

首先待遇一下被提到了正团级，行政工资拿到七十八块，现在还有权力叫团里的吉普车接送。

这可都是他自己挣来的，并不是过去靠家里人的惠泽。他相信哪怕他仍待在“总政歌舞团”，他也很快会凭自己的本事拥有这样的待遇。所以他享受得心安理得。

另外，就是似乎在突然之间，满街都在放他的歌了。

只要有收音机的地方，总是能听到他演唱的《咱当兵的人》、《小白杨》和苏晓明演唱的《军港之夜》。

特别是最后两首歌，因为曲调更委婉，比第一首还要受青睐。广播电台收到点播这两首歌曲的听众来信，据说数量有好几个麻袋。

以致于播放歌曲的广播电台每次都要补充一句，“因为喜欢这首歌曲的听众众多，在此就不一一念点播者的名字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理解。”

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直接导致他成了团里的焦点人物。别说排练的时候总是引来一大批的人来观看。哪怕他在团里的内部食堂吃饭，去内部澡堂洗澡都受到人们的瞩目。

经常会有文艺女兵脸红着偷眼观察他，或是三三两两地跟着。胆大的或许还会来搭话要一张签名。他便会带着和气的微笑满足她们，然后看着她们带着满足感羞涩地逃离。

最让他感到有意思的是，一个脸儿熟的食堂大师傅在给他打菜的时候居然也很客气地问他，能不能给自己家里人签个名？

他马上欣然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跟人家开玩笑，说“您要我签名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么客气干什么？我是您下级，天天都得来您这儿报道呢。”

结果他又跟大师傅混成了朋友。不但那天他要的白菜炖肉里，几乎多半饭盒子全是肉。此后他再来食堂，也经常能吃到厨房的“内部伙食”。比团领导的待遇都实惠多了。

当然了，如果和在团里如鱼得水比起来，外界的反应自然更为热烈。

在名声远扬之后，就不断有各路记者来团里采访他和苏晓明，给他们拍照、录音、做专访。

这就促使“海防歌舞团”的传达室每天收到的观众来信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和苏晓明仅一天，就各自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封观众来信。

而当他和苏晓明再下部队演出，往往都是部队最高领导亲自接待，不但倾其所有，也必然会恳求他们合影留念。

就连外面的学校、单位和团体也会经常找上门来，想邀请他和苏晓明参加座谈会和招待会。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还觉得这些事儿挺有趣的。

自己的歌曲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处处受到旁人的笑脸相迎，要说他心里毫不在意，根本不曾窃喜，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虚伪的。

比如说记者登门采访，就必然引起其他演员羡慕的目光。他出门买个东西，都能听到别人谈论他的歌曲。这些事儿难免会让他产生一种虚荣的快感。

而且他也特别喜欢阅读听众们的来信。因为这些人们的评价都是发乎真诚的，会十分真实的谈及他们的感受。

有的人说《咱当兵的人》唱出了战士的心声，还有的人说《小白杨》和《军港之夜》让他们憧憬军旅生活，觉得参军入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他便会被这些反馈意见所鼓舞、激励，觉得自己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而泛起幸福感。

可后来没多久，他发现这些事儿就不是这么有趣了。他受到的关注和喜爱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变成了一种让人倍感压力，苦乐参半的滋味儿。

比如说，记者的采访不但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也总是千篇一律。他们总会问那些冠冕堂皇的问题，他也必须按照团里规定好的答案，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无趣，烦不胜烦。

另外，回复听众的来信也太过繁重和占用时间了。

他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生性不具备高傲。何况又被许多来信末尾的“盼”字所感动，他便会努力地给这些听众写回信。

可渐渐地，他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他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他也写不完。

没有办法，他也就只能像他人那样，直接交给团里代为处理了。但心里，他总觉得对这些听众相当抱歉。

至于下基层部队演出，那是一种两极的感受。他喜欢战士们的真诚和质朴，但有的部队领导却很让人作呕。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这些文工团的人已经成了借机吃酒席的道具。

对待这样的情况，杨卫帆真是打心里厌恶。他自己也是带过兵的人，知道士兵们的帐篷、衣服、鞋和伙食的具体情况。

所以那些人对他的吹捧简直让他作呕，看那些人大吃大嚼，浪费公款，他只觉得反胃恶心。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违心敷衍，应付交际往来的人。

最后，他和苏晓明一起被外面单位邀请参加座谈会、招待会的滋味才是让他心里别扭的。

因为有时连报告的主题都是含混的，那些人只请求他们“随便讲讲”，是带着一种盲目的崇拜把他们请去的。是完全把他们当成了什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之类的民众楷模。

这样的待遇，他真觉得有些过了。在他看来，自己的这点成绩与那些真正为社会创造重要价值的人们根本无法相比。更何况他还心知肚明这几首歌根本不是自己的创作。于是一种身为投机者的自愧就总困扰着他。

其实他心里想说的真实体会是这样的。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就是唱了两首大家喜欢的歌。我也不是作者，真正的词曲创作者是我的哥们儿，其实这些歌恐怕换别人唱一样会受到大家喜欢。更何况这些歌曲又算得了什么！那些为祖国奉献生命、健康和青春却不求回报的人到处都有，他们才应该坐在这里……

就是这样，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广播里和报纸上。每天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团。

人们谈论着，“杨卫帆、小白杨……”他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中，都会招至善意或无聊的议论。

有人说他从小品学兼优，考试一直是全班第一名。有人说他在海军舰艇学院时，是主动要求下基层锻炼的，因抓到了国外特务，立功火速升为连长。还有人传言他自小就特有音乐天赋，让“总政”的胡团长一见就视为珍宝。胡团长还断言，他日后必定会在音乐领域发出璀璨的光芒。于是秘密培养了他许多年……

总之，完全是拼凑、编造一个理想化的他。真实的他没人关心，大家都喜欢用充斥着臆断、编造、神话、谣言的传说来想象他。

如果仅仅外面是这样还可以忍受，让他别扭的是，熟人的态度也变了。

周曼娜对他简直是变本加厉的严防死守，紧追不放。居然连班儿也不上了，每天团里排练的时候这丫头准到，唯恐有哪个女团员离他近一点。

这使得舞台上的合作对象苏晓明都对他疏远了，私下还打趣他说，周曼娜盯人的眼神太吓人。让他赶紧娶了周曼娜得了。否则全团的女的早晚都得被她给吓死。

说真的，这句话别说解释不清，倒是差点把他先给吓死。

就连回家渐渐也像做客。他的那些哥哥姐姐见到他虽然亲热了不少，甚至还会主动要求厨师多做几个菜。但全家上下却总有一种兴师动众，特别见外的气氛。

不但他的哥哥姐姐们受朋友所托，总想拉他去应酬场面。家里相熟的保姆和厨师也一下对他生分了不少，多了许多的尊敬，少了不少的亲近。

特别是他的母亲，越来越爱把他挂在嘴头上炫耀。

有一次他听到母亲不知跟谁打电话，居然把他与聂耳和冼星海这样的音乐大师相提并论，说他是国内最有前途的青年音乐家。

这简直让他汗颜至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了。同时，这也让他难免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真实的自己早晚会消失，会在大家的逼迫下变成一个完全不是自己的人。

唯一能减轻他这种恐惧感的只有朋友。只有洪衍武、陈力泉和滨城的那些老朋友，才能让他感到欣慰和松弛，他们都似乎没太拿他这个大名鼎鼎“歌坛新秀”当回事。

滨城来的长途电话直接就吆喝他，“快，快给我们唱一段，我听听广播里的声儿是不是你……甭废话！否则等你回来，保准儿灌你一水饱儿……”

洪衍武和陈力泉来找他更没拿自己当外人。坐下就指使他，“倒茶！拿烟！买汽水去!知道我们来还不准备充分点！”

偶尔还抱怨两句“现在找你太麻烦，得多少人通报我们才能进来！以后你找我们去吧，我们可不再来了……”

甚至还有打诨加牢骚，“我俩现在都成你编外人员了，我们胡同的人谁见着我们，都跟我们打听你的情况。你得贿赂贿赂我们啊，否则我们就给你散播还没女朋友的情况，非让热情的女听众对你围追堵截不可……”

这些才让人心里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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