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士，讲话要有凭有据！病人送来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这么严重的休克怎么会是‘好好的’？什么叫作‘被我们弄成这样’？我们帮病人做的治疗还不够快、不够准确吗？”在旁边一直沉默的一位护士，或许是受不了家属无理的指控，忍不住也动怒地大声反驳。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要向你们院长投诉你！”眼看冲突一触即发，护理部的领导赶紧把这位护士拉开。

“我想再谈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也不打算再多说，我要求复印所有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大家法院见吧！”家属中一个看似意见领袖的男人，做出这个结论后，便不愿再谈。

出面协调的领导们原本是希望通过详细的病情解释，让家属们能够理解病人的死亡是疾病所致，而非本院的医疗过失造成，但显然得不到效果，家属们依然坚持要“讨个公道”。

看来一场医疗纠纷是免不了了。家属复印了病人到院之后的所有检查资料以及在急诊的治疗经过记录，然后愤愤不平地离开了。

虽然冲突暂时是扼制住了，但可以料到的是，家属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只是不确定他们会采取法律内的诉讼，还是法律外的抗争。

事后，院方曾主动释放出善意，希望以更详细的病情解释来消除误会并化解可能的医疗纠纷，但家属仍然坚持认为“病人是死在医院，是被医生给医死的”，因此拒绝一切沟通形式。

几厉后，院方就收到检察机关要求调阅病历与调查相关责任归属的公文，虽然在院内检讨会中，医院各方已经确认当天的治疗完全符合医疗常规，但既然家属已经循法律途径提起诉讼，急诊的同事虽然无奈，也还是得接受调查……

由于苏意欢不是当事人，之后她渐渐忘了这件事。直到某一天上班时，在医院门口我见到了好几家电视媒体，而平常总是笑脸迎人的医院宣传科人员，今天却脸色铁青地不发一语。

“有什么大事吗？怎么来了这么多记者？”苏意欢拦下路过的一个同事打听。

“前段时间有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送到我们医院之后没多久就死亡了，家属认定我们有医疗过失。”

同事这么一说，又让她猛然想起那天在急诊室目睹的一切。“那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吗？怎么又闹到媒体那边去了？”苏意欢感到很是不解。

“家属本来是走法律途径提起诉讼，可是检察机关参考了医审会的意见后，认定病人的死亡是疾病造成，医院并没有过失，所以裁定此案不予起诉。”

“既然检察机关都已经认定没有过失不起诉，那事情不就了结了吗？”

“话是如此没错，可是这样的结果家属当然不服气，还是认定他的父亲是被我们给‘医死’的。家属请来一位议员帮他撑腰，硬说我们草菅人命，还找了七八家媒体来采访。”596

“民意代表接受民众陈情前，不必先了解清楚案情吗？既然法律上都已经证明我们没有过失，为什么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开记者会？”苏意欢感到不解。

“由于社会大众对于医疗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和有偏差，患者和家属常会被视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代表病人或家属跟医院谈判，是最容易塑造‘伸张正义’形象的方式。他们可以提出各种质疑，然后医院就得疲于奔命地解释。

就算道理上医院可以站得住脚，最后通常还是得花一笔和解金来摆平，听说有些人还会从中拿回扣……”同事小声在苏意欢耳边说他听到的传言。

“来采访的那媒体的心态是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报道，对医院或医生个人的声誉影响很大吗？”

“媒体或许会做些所谓的‘客观平衡报道’，就是让受指控的医生发表观点，不过时长通常有限。比起医生对医疗过程平淡无奇的陈述，家属的血泪控诉似乎更吸引人。如果再加上撒纸钱、抬棺抗议，甚至是向医院大扔鸡蛋，那更是收视率的保证……”

听到这里就苏意欢也不禁汗颜，连自己都常被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所吸引，哪怕知道内容不一定客观与真实，更何况不懂医疗的一般民众。

果然现在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在法律内的诉讼失败后，家属转向采取法律外的抗争，今天是诉诸媒体与民意代表，改天说不定就通过黑社会来施压。

家属很难理性分辨清楚病人究竟是“病死”还是“医死”，认为病人的死亡一定是医疗过失所造成。

事实上，医疗有其极限，许多积重难返的病人的生命早已不是医生能够挽回的，一个会来挂急诊的人，一定是有某些疾病或是不适，绝对不是家属所谓的“好好的”，一个真正“好好的人”应该待在家里而不需要来医院。

或许亲人的骤逝会令人感到措手不及、无法接受，但将这样的负面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到医疗人员身上的举动，正是造成当今许多杰出人才在急重症领域面前裹足不前的主因。

医院大门口拉开的白布条，上头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红字“草菅人命”，还有一群哭喊着“还我命来”的家属。苏意欢转身离开时，心情格外沉重。

连续几天的高度工作将苏意欢逼到了一个点上，似乎只有这样，她的心情才可以的得到少许的慰藉。

几天的时间，苏意欢就已经看过了人情冷暖，不知道为什么，连续的忙碌居然让她的内心有了呢么一丝丝的安定。

什么烦恼忧事，这些在人命面前，都已经被她抛掷脑后，她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上面，看着这些人的故事，才发现，原来一起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