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硕以不熟悉吏部情况为由,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地交到了吏部侍郎刘林甫手上。朝廷铨选原来每年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大量的官员在长安过年,事情积压在一起,选限的时间迫促,难以精细。刘林甫现在采取四季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看到官员互调的要求,便拟定了一个方案。
梁硕在政事堂只能叹了一口气,杜淹长期以来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刘林甫看重的是所谓量才是举,这样一来,寒门和军中出身的人在很多方面就显得能力不足;只不过在平日里随时安排中不明显,但是在方案和统计数字面前躲不过去。
崔处直看完方案说:“不妥,知县百里侯,照理说做知县胜过在长安做一个小小的京官,但是吏部的方案会让人对西北、西南、岭南等偏僻之地视为畏途。在当地的工作艰难不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所以一定要有互调,不能因为这个人能在那里沉下身子,就把人留在那里,有些人投机取巧,反而一路顺风。”
崔处直说得还是有些技巧,但是政事堂的大佬们都听懂了,刘林甫在询问很多人后,方案涉及到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但是量才是举的前提限制了官员互调。杜淹毕竟刚刚离开吏部,比梁硕还有发言权:“那就三届九年为限,到了九年,不管如何,吏部都要做出调动。”
杨崇颔首问:“那这一次的调动什么时候开始。”
梁硕果断地说:“过完年就开始,主要是在一地任职五年以上的官员。”
皇甫无逸附和说:“应该从高层开始,留守司、转运使一级五年以上的官员先动。”
这个名单很有限,就是洛阳留守张瑾、涿郡留守徐世绩、太原副留守元宝藏、江南转运使寇九珙等人,但都是关键职位和关键人物。
杨崇从政事堂出来,坐在马车里还在考虑这次人员变更的得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不过皇甫无逸的看法也有道理,人都是会变的,辅公佑在另一个时空可是最后造反的人。
马车在闹市中停住了,这可是朱雀大道,有什么事闹到大街中心,杨崇能听到护卫的反应,但是一声“玄奘”的叫喊让杨崇发笑,按时间,这个和尚是应该出现了。杨崇问张亮:“可是个年轻和尚?”
张亮过去问后回来说:“不止一个和尚,不过草堂寺僧人围住的是一个叫玄奘的和尚,看样子有人动了手,玄奘吃了点亏。”
杨崇轻笑道:“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我来问话。”
张亮不明所以,还是把一干人等押回了越王府,杨崇稍微一问便清楚,玄奘对草堂寺推行的几种佛学流派都看不上眼,但是玄奘在僧人中辩才无二,不同的场合下多次让草堂寺下不了台,数位高僧受辱。这些僧人今天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玄奘,三言两语便再起争论,说到激烈的地方,有僧人忍不住动了手。
杨崇将草堂寺的僧人训斥了几句,便让他们到外面候着,单独召见玄奘,询问玄奘经历和今天的事由;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十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随二兄长捷法师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来洛阳战乱,玄奘与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跟道基学、《阿毗昙论》、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最后入汉川,在成都受具足戒,玄奘从此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玄奘师从南北流派,深感佛经翻译有误,造成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因此回到长安后,玄奘与天竺僧波颇交流后,发愿西行求法,准备到天竺烂陀寺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作为穿越者,杨崇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清楚,所谓南北分歧,不过是观念上的差别,如果想宣传教义,就要想方设法附和地域里的风情,有些更改是必须的。但是发源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堵住反对法的嘴,前往天竺取经,玄奘挑选的也必定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天竺来长安的僧人很多,波颇能成为玄奘挚友,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信念相近。
玄奘的想法与草堂寺有所冲突,才是另一个时空李世民不允许玄奘西行的真实理由;在这点上,杨崇与李世民的态度不一样,玄奘绝不是宋子贤那样疯魔之人,会弄出个类似与弥勒教的组织扰乱天下。佛学上的分歧通过辩论解决也好,草堂寺高僧如云,如果连一个年轻人都应付不了,适当的改革还是需要的。
杨崇自己提倡的是墨家,不可能象李世民那样标榜自己“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所以对佛教并不是十分排斥。更何况长期丝路的畅通,眼下大隋对西域熟悉的人才比比皆是,不用考虑玄奘日后在地域上的用处,象李世民父子一样,日后三天两头去要求玄奘还俗。
杨崇只是带点恶意地想,《西游记》中唐僧带着四个徒弟,眼下江山依旧姓隋,应该没有唐僧,而是隋僧。杨崇特意让张亮调了一匹白色青海马给玄奘做坐骑,另外要求草堂寺选派三名武僧同行,在礼部安排公文。玄奘听了一愣,越王杨崇可不是信佛的人,如此相助实在出人意料,玄奘急忙谢道:“武僧同行就不用了,小僧是去求学的,不需要铺张。”
杨崇笑笑说:“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玄奘从长安到巴蜀,走河洛,可曾动过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