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宫即位

朱由校的即位过程，紧密地与“红丸案”和“移宫案”两个历史事件相连。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其短暂的统治充满了争议与谜团，尤其是围绕其突然死亡的“红丸案”。

光宗朱常洛的宠妃西李 选 侍 ，原本欲借光宗的宠爱封为皇贵妃，甚至觊觎皇后之位。然而，光宗的突然病重打断了这一切。据传，郑贵妃指使太监崔文升以通利药（大黄）给予光宗，致使其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随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所谓的“仙丹”，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驾崩，时年三十九岁。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被后世称为“红丸案”，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

光宗去世后，西李选侍与皇长子朱由校一同居住在乾清宫。朝臣们担心西李选侍会干预朝政，尚书周嘉谟等人上 疏请求她迁出乾清宫，移居哕鸾宫。刘一燝与内监王安设法让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将其安置在慈庆宫，即太子寝宫。在众大臣的共同推动下，西李选侍被迫迁出乾清宫，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政治危机，这一事件即“移宫案”。

九月六日，朱由校返回乾清宫，正式登上皇位，改当年八月后的年号为泰昌，次年改为天启。即位后，朱由校立即采取行动，逮捕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并在十月时将祖父万历皇帝和祖母孝端显皇后合葬于定陵。此外，他还任命辽东巡抚兵部侍郎袁应泰接替熊廷弼，负责辽东的防务。

二、从政之初

朱由校即位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宫廷与朝政环境。在经历了“移宫案”后，熹宗在内廷缺乏依靠，转而倚重乳母客氏与太监魏进忠。魏进忠，后改名为魏忠贤，逐渐掌握了宫中大权，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客氏与魏忠贤联手，形成了“客魏”联盟，他们在内廷的权力日益膨胀，与朝中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东林党人占据朝中要职，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孙承宗、袁可立等均在重要岗位上任职，使得朝政一度较为清明。然而，客氏与魏忠贤的势力不容忽视，他们通过打击东林党人，逐渐掌控了朝廷，导致厂卫机构横行，朝纲混乱。

在外部，辽东局势紧张。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明军损失惨重。随后，努尔哈赤夺取辽阳，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为应对危机，熹宗再次启用熊廷弼，委以重任，熊廷弼在辽东展开了积极防御。同时，熹宗提拔毛文龙，派遣其驻守镇江，加强沿海防御。

然而，次年（1622年），后金军攻势不减，西平堡、平阳桥等地接连失守，明军将领战死沙场。王化贞与熊廷弼不得不撤回关内，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熹宗任命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负责登莱地区的军务，以加强对山东沿海的防御。同年八月，皇五弟朱由检被封为信王。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开始利用阉党的力量对抗东林党。此时的熹宗，更倾向于木工技艺，而非处理政务。每当他沉浸于木工时，魏忠贤便趁机奏事，熹宗往往不耐烦地回应，授权魏忠贤自行处理。这给了魏忠贤机会矫诏擅权，排挤东林党人，导致朝政腐败，东厂番子横行无忌。

三、党争祸国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朝廷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了其二十四条大罪，试图揭露魏忠贤的罪行。然而，熹宗朱由校并未采纳这些意见，对魏忠贤的信任依旧。随后，朝廷对反对魏忠贤的大臣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陈于廷、杨涟、左光斗等官员被削职为民，魏忠贤的权力愈发巩固。

魏忠贤的权力膨胀到了极点，他不仅在朝中一手遮天，还被称为“九千岁”，各地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尊崇。与此同时，客氏在后宫中兴风作浪，不仅操控皇帝的后宫生活，还涉嫌谋害怀孕的妃子，甚至影响到皇后，其野心昭然若揭，意图模仿古代的权臣吕不韦，掌握朝政大权。

魏忠贤及其阉党不仅清除异己，还加剧了对民众的压迫，使得社会经济陷入困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相继遭到迫害，最终在狱中含冤而死，标志着东林党争达到了高潮。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进一步清洗政敌，杨涟等人被捕入狱后不久即遭杀害。朝廷还下令捣毁东林党讲学书院，彻底切断了东林党的根基。同时，魏忠贤利用辽东战败的机会，将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熊廷弼定罪处死，其首级被传至边疆示众，以此震慑朝野。

在魏忠贤的操控下，兵部尚书高第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而曾为辽东防务做出贡献的孙承宗被迫退休。高第在任上表现出色的怯懦，命令关外各城守军拆除防御设施，撤入关内，放弃了包括锦州、右屯和大、小凌河在内的多个战略要地。唯有袁崇焕坚守宁远，坚决抵抗，成为了那段黑暗时期中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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