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毛伯温在正德年间便已崭露头角，随着其在科举中的优异表现和官场上的步步高升，到了嘉靖初年，他已成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嘉靖元年（1522年），正值明朝宫廷内宦官势力达到顶峰之后的肃清时期，毛伯温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宦官张锐、张忠等人因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而被定罪，判处死刑。这标志着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帝）决心清除宫中腐败的宦官势力，以整顿朝纲。然而，张锐、张忠的同党萧敬、韦霦并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们暗中策划，试图拖延张锐、张忠的行刑，以此来保护自己，维持宦官集团的残余势力。

面对这一局面，毛伯温果断采取行动，他上书皇帝，直言请求将萧敬、韦霦一同处决，理由是他们作为张锐、张忠的同党，同样参与了诸多不法行为，留着他们是朝廷的一大隐患。毛伯温的奏折措辞严厉，态度坚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监察官员的刚直不阿和对国家法律的忠诚维护。

毛伯温的这一举动，无疑触动了朝廷中正义的力量，也直接威胁到了宦官集团的利益。在他的坚持下，萧敬、韦霦最终也被判死刑，与张锐、张忠一起伏诛。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显示了毛伯温的政治敏锐性和勇气，更标志着明朝中期宦官势力衰弱的一个转折点。

此次事件后，宦官们在朝中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许多原本依附于宦官集团的官员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朝野风气为之一振。毛伯温的行动，不仅巩固了皇权，也为后来的嘉靖帝推行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监察官员，更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利益和法治尊严的忠诚之臣。

二、仕途多舛

毛伯温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嘉靖朝，他经历了多次起落，这些起伏不仅反映了明代官场的复杂性，也映射出了毛伯温个人的坚韧与正直。

嘉靖初年，毛伯温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晋升，他先是担任大理寺丞，随后升任右佥都御史，被委以巡抚宁夏的重任。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名为李福达的案件却成为了他仕途上的一个重大挫折。李福达案涉及到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毛伯温因为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对李福达的判决存在失误，被认定为误判重罪，这一事件导致他被罢官，不得不返回家乡，结束了他在宁夏的巡抚生涯。

毛伯温的第一次低谷并没有持续太久。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其他官员的推荐下，他得以复职，朝廷任命他为山西巡抚，不久又改任他为顺天府巡抚。然而，两次巡抚的任命，毛伯温均未赴任，原因未详，可能是出于个人考量或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判断。最终，朝廷安排他处理都察院的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朝廷对他的信任并未完全消失。

然而，毛伯温的官运依然多舛。嘉靖十二年（1533年），他再次获得了晋升，成为左副都御史。然而，这次晋升并未给他带来长久的安稳。赵王府的族人朱佑椋对毛伯温发起了攻击，指控他的一些行为，导致他再次被解除官职，接受考察。这次打击尤为严重，最终，毛伯温被彻底解除了职务，这意味着他暂时退出了中央权力的核心圈。

三、出征安南

嘉靖十五年（1536年）至嘉靖十九年（1540年），毛伯温在处理安南问题上的外交手腕，展现了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策略。面对安南国王孙黎宁的求援和莫登庸的篡权，毛伯温在明世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审慎而果断的措施，最终实现了安南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

起初，明世宗计划派遣使节向外国颁布诏书，以庆祝皇子朱载壡的诞生，礼部尚书夏言提议讨伐多年未朝贡的安南。毛伯温被任命为右都御史，与咸宁侯仇鸾准备出兵。但毛伯温以父丧在身为由推辞，明世宗并未准许，直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毛伯温抵京，提出了应对安南问题的六条方略。恰逢安南国王孙黎宁遣使诉苦，请求明朝出兵，明世宗命令毛伯温暂缓出兵，转而调查实情，并让毛伯温协助办理都察院事务。

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随着安南内部局势的变化，莫登庸主动示弱，请求宽恕，毛伯温再次被委以重任，升任兵部尚书，但因朝中意见分歧，出兵计划一度搁置。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毛伯温被派遣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其间，他不仅加强了边防，还招募士兵屯田，永久免除田赋，大大增强了边疆的防御能力。

嘉靖十九年（1540年），毛伯温等人进驻南宁，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宣布明朝将支持黎氏子孙复国，另一方面悬赏捉拿莫登庸父子。莫登庸恐惧之下，派使臣求和，毛伯温则借机传达天子的恩威，成功收取了安南地图、户籍，并暂时让莫登庸归还部分领土，最终促成了安南的和平解决。明世宗对此大为满意，将安南国改为安南都统使司，任命莫登庸为都统使，毛伯温也因此加官为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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