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明朝嘉靖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动荡时期，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几乎与腐败、贪婪、权力滥用紧密相连，他就是严世蕃——明代首辅严嵩之子，一个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且黑暗印记的人物。

二、接管政务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严世蕃，这位未来的“权倾天下”者，因父亲严嵩的影响，得以进入国子监深造，并逐步踏入政界，初任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后又升迁至京师顺天府治中。这一系列的职位变迁，无疑为他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和人脉资源。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当严嵩再次担任首辅之时，年事已高的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面对繁重的政务和需要时刻伺候皇帝的职责，严嵩开始依赖其子严世蕃处理日常事务。严嵩常言：“待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这里的“东楼”即指严世蕃，表明了严嵩对其子的信任与倚重。

严世蕃的影响力并非仅限于幕后策划，他甚至被允许直接参与内阁的票拟工作。票拟，作为内阁处理奏章、提出初步意见的关键环节，其实质上是阁臣权力的核心体现。严世蕃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往往能够准确揣摩世宗的心思，因此屡获嘉奖，这也标志着实权正在从名义上的首辅严嵩手中，悄然转移到其子严世蕃手中。

随着严嵩年岁的增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世宗出于对严嵩的体恤，准许严世蕃随父任侍亲。这一决定，实际上为严世蕃全面接管政务提供了便利。此后，严世蕃的官职一路飙升，从太常寺卿到工部右侍郎，再到工部左侍郎，直至被加封工部尚书衔，尽管严嵩曾试图推辞，但这一切都彰显了严世蕃在朝中的实际地位与权力之重。

三、陷害谏臣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锦衣卫 经 历 沈链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列举了严嵩“贪婪愚鄙”、“受将帅之贿”、“受诸王馈赠”、“揽御史之权”等罪状，直指其祸国殃民的本质。然而，明世宗并未采纳沈链的意见，反而认为这是对大臣的诋毁，下令将沈链廷杖并贬官。严氏父子并未就此放过沈链，几年后，他们指使党羽构陷沈链，最终导致沈链被处斩，其三个儿子亦遭受重创，两个丧命，一个被发配边疆，沈链一家的悲剧，成为严氏父子残害忠良的铁证。

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同样因弹劾严嵩而遭厄运。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请诛贼臣疏》，揭露严嵩的罪行，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然而，严嵩利用杨继盛奏疏中提及“二王”（裕王、景王）的部分，诬陷杨继盛与二王勾结，触动了世宗的敏感神经。世宗未加查证，便将杨继盛投入大牢，两年多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处决，其英勇不屈的精神，至今仍为人所敬仰。

沈链与杨继盛的遭遇，是严氏父子统治时期，正直之士与邪恶势力斗争的缩影。他们敢于直言，勇于揭露严嵩的罪行，却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两起事件，不仅揭示了严氏父子的阴险狠毒，也展现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骨气与坚守。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选择了正义与真理，即使面临生命威胁，也未曾退缩。

四、沉湎声色

严世蕃的私生活放纵无度，尤其在男色方面，其偏好广为人知。海盐伶人金凤便是其中最为显着的例子。金凤因容貌俊美，深得严世蕃宠爱，甚至到了没有他就寝食难安的地步。这种特殊关系，不仅在当时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也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严世蕃死后，揭露其罪行的传奇《鸣凤记》中，金凤竟然扮演严世蕃本人，这一情节反映了严世蕃好龙阳之癖的名声在民间流传之广。

严世蕃的好男色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更被融入文学作品中。《十二楼》中的《翠雅楼》篇章，生动描绘了严世蕃沉迷于男色，对美貌男子的追求无所顾忌，甚至连下属官员中年轻英俊者也不放过。而在《海公案》中，严世蕃的形象更是被塑造成了一个好色无度的淫魔，其放纵行为在作品中被放大，成为了其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与父亲严嵩相比，严世蕃在私生活上毫无节制，妻妾成群，侍女、男宠无数。他使用象牙床，挂着金丝帐，夜夜笙歌，日日宴饮，这种极度的奢华与放纵，与当时社会的贫困与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嘉靖一朝，外有倭寇侵扰，内有民不聊生，严世蕃的挥霍无度，无疑加深了民众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

五、身负绝技

严世蕃，这位明朝嘉靖年间的“太子党”，虽外貌短颈肥白，与父亲严嵩的瘦削长身形成鲜明对比，但他却拥有不容小觑的政治才能和生活智慧。他的狡黠机智、博闻强记以及对典章制度的熟悉，让他在处理政务时显得游刃有余。尤其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这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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