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微末，贪腐遁形
李孜省，南昌人士，原为布政司一名小吏，本有望通过选拔进入京师任职。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因贪污行为暴露之时，为躲避法律制裁，他选择留在京城，暗中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决定，不仅为他个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的朝廷动荡埋下了种子。
二、迎合帝好，五雷法起
明宪宗朱见深，这位对超自然力量充满好奇的帝王，其对方术的痴迷不亚于对治国理政的兴趣，这无疑为那些懂得把握时机之人提供了晋升的捷径。李孜省，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布政司小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野心。
李孜省意识到，要实现阶层跨越，仅凭常规路径已难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他深入研究五雷法，这门源自道教，据说能够调遣风雨、治疗疾病的秘术，成为了他手中的关键棋子。五雷法的神秘色彩与明宪宗的偏好不谋而合，李孜省看准了这一点，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然而，通往皇帝的道路并非坦途，宫墙高耸，层层障碍。李孜省明白，要让自己的“奇技”得见天颜，必须借助内廷的力量。于是，他精心策划，开始与宦官梁芳、钱义等人建立密切联系。在明代，宦官往往手握重权，能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决策。李孜省凭借其圆滑的交际手腕和对人心的精准把控，很快便与这些权势宦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梁芳与钱义被李孜省的诚意和他所掌握的五雷法所打动，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他们利用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安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偶遇”。在某个吉日，李孜省携带精心绘制的符箓，通过宦官的引荐，呈现在了明宪宗面前。这些符箓不仅仅是纸上的符号，它们承载了李孜省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方术的深刻理解，更是一种对皇权心理的精妙把握。
宪宗见到这些神秘的符箓，以及李孜省对五雷法的讲解演示，不禁大为惊奇，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奇人”产生了浓厚兴趣。李孜省凭借其对五雷法的“精通”与对皇帝心理的精准拿捏，迅速赢得了宪宗的青睐。从此，他从一个边缘小吏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正式踏入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三、特旨升迁，干预朝政
成化十四年，随着明宪宗对李孜省的信任日益加深，他特旨升迁，越级授予李孜省太常寺丞之职。太常寺作为掌管国家祭祀礼仪的重要机构，其丞位虽非内阁重臣，却因直接关联皇家仪式，地位显赫。然而，这一提拔立即引发了朝野的震动，尤其是那些秉持正直的官员，对李孜省的骤然崛起感到忧虑。
御史杨守随与给事中李俊等清流之士，基于对朝纲正义的维护，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联名上疏，弹劾李孜省品行不端，认为其通过旁门左道获得皇帝宠信，不具备主持国家祭祀的道德资格。这些言辞犀利的弹劾文书，充分体现了当时部分官员对朝廷正气的坚守，他们试图以此唤醒皇帝对国家传统的重视，阻止李孜省继续滥用权力。
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明宪宗非但没有动摇对李孜省的信任，反而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袒护姿态。他非但未采纳弹劾意见，反而以赏赐金冠、法剑等行为，公开彰显对李孜省的支持，这些物品不仅是物质的奖赏，更是权力的象征，标志着李孜省已获得了直接向皇帝密奏的特权。这种做法，无疑使得李孜省的影响力从宫廷礼仪扩展至政事决策，为他干预朝政铺平了道路。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成化十七年，李孜省的权势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晋升为右通政，这一职位让他在权力结构中更进一步，成为沟通内外、影响政策的关键人物。李孜省并未满足于此，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政治对手，巩固自身地位。王昶事件便是其手段之一，通过对朝中反对势力的无情打压，李孜省树立了不可一世的形象，让许多官员不敢直言，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自己在朝中的独大地位。
四、朋党勾结，弄权误国
在成化年间，随着李孜省权势的日益膨胀，他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网络，与邓常恩、赵玉芝等传奉官结成了紧密的朋党联盟。这些传奉官，多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即传奉，指皇帝直接下旨任命，跳过正常科举或考核程序）进入官场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利益纠葛与权力欲望相辅相成，形成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李孜省则以其超凡的权谋和皇帝的宠信，成为了这个集团的领袖。
李孜省深知，要稳固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单靠个人努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更为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迷信来包装自己，操控人心。于是，他们频繁组织扶鸾术等迷信活动，通过所谓的“神谕”来左右朝野舆论，将自己塑造为天命所归、受神灵庇佑的贵人，以此来震慑异议者，同时为自己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披上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
在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中，李孜省等人不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同时利用这些“神迹”来排除异己。正直官员如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尹龙，因其坚持原则、不愿同流合污，成为了李孜省的眼中钉，最终遭到构陷和贬谪。相反，那些愿意依附于李孜省，或是被其视为“忠心”的人，如刘敷、黄景、李裕等，即便能力或品德不一定出众，却在李孜省的操作下得以快速晋升，占据要职。这种完全基于个人忠诚而非能力和政绩的官员选拔方式，彻底破坏了明朝原有的选官制度，导致官场风气急剧恶化，政治腐败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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