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生涯与登基之路

司马昱，字道万，出生于西晋永嘉四年（320年），其祖籍为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乃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少子，母为郑阿春。司马昱自幼才智出众，深受父皇宠爱。初封琅邪王，后转封会稽王，拥有深厚的王族背景与崇高的地位。

公元371年，权臣桓温因政治斗争废黜了晋废帝司马奕，同年11月己酉日，桓温拥立司马昱为帝，改元“咸安”，标志着司马昱短暂而曲折的帝王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二、傀儡皇帝与桓温的权柄之争

司马昱在即位为晋简文帝后，虽然名义上坐拥江山，但实际上整个朝廷的决策大权已牢牢掌控在权臣桓温手中。桓温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早在司马昱即位前就已积聚了强大的势力。在废黜司马奕后迅速推举司马昱登基，表面上似乎是延续了司马氏的皇位，实则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对朝政的实际控制。

司马昱在这样的局势下，深感自身处境的尴尬与无助。他虽胸怀壮志，却难以施展治国理政的抱负，不得不在各种重大决策上屈从于桓温的意志。这种局面导致了司马昱的施政理念和举措大多无法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政策的方向往往由桓温一人决定，皇帝成为了国家政治舞台上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存在。

司马昱并非毫无抵抗，但他深知桓温权势熏天，且手握重兵，稍有不慎，不仅自身的帝位难保，还可能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甚至引发更大的危机。因此，尽管内心满是不甘，他还是选择了忍辱负重，通过隐忍和妥协，尽量在有限的空间内维持皇权的尊严，同时也试图通过策略性的让步，保护太子司马昌明的地位稳定，以期在未来能够恢复皇室的权威。

三、临终托孤与权力交接的困境

公元372年7月，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生命烛火即将熄灭，疾病缠身的他深感国事未定，储君稚弱，忧虑国家未来安定。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司马昱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希望确保政权过渡的平稳与帝国的延续。

一日之内，司马昱连续发布了四道诏书，焦急之情溢于言表，他恳请驻守姑孰（今属安徽省当涂县）的大司马桓温立即进京，担当起辅弼朝政的重任。桓温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重臣，既有赫赫战功，又握有军政大权，无疑是司马昱眼中维护国本的最佳人选。

然而，桓温对于司马昱的迫切召唤并未积极回应，此举反映了桓温对皇权的态度及其觊觎之心。司马昱见状，内心的焦虑愈发强烈，为了确保国家不至于陷入混乱，他在遗诏中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赋予桓温如同周公旦辅佐年幼成王般的权利，暗示桓温在必要时可以取代太子司马昌明，自行摄政乃至登基称帝，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四、王坦之的抗争与遗诏修改

在晋简文帝司马昱临终之际，其针对身后事的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本司马昱在遗诏中表达了对权臣桓温的高度信任，甚至愿意赋予其类似周公辅佐成王般的摄政特权，乃至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桓温取而代之，登上皇位。这份遗诏无疑是对东晋王朝正统继承秩序的重大挑战。

此时，宫廷郎中王坦之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司马昱的这一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东晋的江山是由宣帝司马懿和元帝司马睿艰辛开创，而非司马昱个人可以任意处置的私产。王坦之的愤怒不仅仅源自对皇权尊严的扞卫，更是出于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深忧虑。他在司马昱面前义愤填膺，愤然撕毁了那份可能颠覆国家根本的遗诏。

面对王坦之掷地有声的谏诤，司马昱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他明白王坦之所言极是，自己的决定确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政治后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司马昱接受了王坦之的意见，毅然决定修改遗诏内容。

新修订的遗诏不再提及桓温可以取而代之的权力，而是要求太子司马昌明应效仿蜀汉后主刘禅对待丞相诸葛亮的方式，对桓温保持最高的尊重和绝对的遵从。同时，遗诏强调所有国家重要的政务决策，必须先禀报大司马桓温，确保在尊重桓温实际权力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了皇家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和一定程度的决策权。

五、晋简文帝的陨落与身后评述

次日，己末日，司马昱驾崩于建康宫中，享年53岁。这位一生在权臣阴影下艰难维系帝位的皇帝，死后被追赠庙号太宗，谥号简文帝，其在位仅短短两年，却因其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无奈，以及临终之际对于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决断，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悲剧色彩的帝王。

综上所述，晋简文帝司马昱的一生，虽贵为九五之尊，却始终未能摆脱权臣桓温的束缚，他的统治经历，既是东晋时期皇权旁落、权臣擅权现象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与权臣之间复杂博弈关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