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看着手上的信件。

信件的开头，文字非常地质朴直白。

翻译成大白话，大约就是“很荣幸收到大师的再次来信，上次《‘先验人性论’的形而上批判》，本身也使姜某获益良多，经过对大师这次所提出问题的一番思考，姜某写下了如下回答，还请大师过目。”

而既然是两人之间的第二封通信，那么信件的内容，自然是基于第一封通信的思考。

虽然在这封信件里，几乎没有提及第一封通信的事情，但知晓内情的夏原吉，却敏锐地发现了二者的联系。

更令夏原吉叹服地是，这封名为《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的超长标题信件，以极为冷静客观的角度.不，或许用冰冷的、俯瞰人间变化的仙人视角来形容，更为贴切一些。

分析了如果发生改革变法，那么大明未来，将会基于改革变法，产生哪些新阶层，这些阶层的整体精神状态又是如何。

换句话说，姜星火再一次向他们展示了预知出的未来。

夏原吉细细阅读起了信件的核心内容。

姜星火这一次并没有使用过于深奥的哲学概念，大约是考虑到了这个时代的信件阅读者可能的认知水平与理解能力，更偏向于将他要讲的事情讲清楚，而非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第一部分，姜星火回顾了道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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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衍的问题便是稍稍牵扯到了第一封通信的内容，在收到姜星火的回信后，道衍经过思考，认为在未来，确实有可能出现姜星火所说的情况，而当下人性所谓的善恶争论，都是基于当下具体的社会条件形成的。

所以道衍问出了第二封通信的核心问题。

——在未来，也就是无法实现姜星火所说的那个更遥远未来的某个必须的过渡阶段，设想如果大明处于姜星火的理论指导下，那么人们的精神，会受到那些社会条件的影响？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变相提法。

也就是说，道衍想知道根据姜星火的这套理论，改革变法后的大明，人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这里的“人们”，显然是要划分成社会各阶层来分析的，姜星火不太可能给他一个笼统、含混的回答。

换言之，道衍就是在问姜星火这个问题。

“改革变法后的大明，会形成哪些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精神状态又会受到哪些社会条件的影响？”

通过姜星火给出的答案，道衍也必然能推导出，改革变法到底会使大明产生哪些新的社会阶层。

这里便是要说，还是那句话。

你能想到，我能想到，姜圣想不到？

改革变法势在必行，而其中的要隘就在于扶持新的得利阶层，姜星火自然早有筹谋。

事实上，从识破朱高煦、李景隆的身份开始，再到指导郑和成为华夏大航海时代的先导者，姜星火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就已经隐约察觉出，袁珙口中那个“不能下山的老和尚”，到底是谁了。

而甫一接到道衍的来信，姜星火就心有灵犀地明白，道衍究竟想要问什么问题。

看来，自己终究还是彻底影响了大明。

所以同样有心改革大明的姜星火，毫无保留地点破了走向改革变法方向的大明，未来将极可能会产生的种种社会变化。

第二部分，姜星火介绍了未来大明极有可能会产生的新阶层。

在姜星火的笔下，最先产生的新阶层，被称为“新贵族”。

所谓的“新贵族”，便是大明传统的封建贵族，也就是军功勋贵与宗室成员，通过新时代的变革，蜕变演化而来的。

在新时代，军功勋贵获得战功武勋的方向，将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陆地，而是更多地面向海洋。

其中既包括攻占有价值的殖民地、剿灭当地抵抗势力，也包括维持全球贸易航路的畅通，以及出兵进攻威胁大明的敌国。

在这里，姜星火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武装护航”。

也就是说，军功勋贵的群体，虽然最多地还是从广大的军队中产生，但军队却不再是军功勋贵产生的唯一基础。

贸易商、船主、水师军官.鉴于大海航行的危险性，这些身份都可以获得“武装护航”的权限。

而“武装护航”的过程中，所击败的敌国海陆军队与海盗，都可以视作武勋的一部分。

而非将武勋仅定义为，在正规战争和边境防御中所获得的对敌功勋。

而宗室成员则会演变成“新贵族”的另一种形态，也就是国家资产下的殖民地细分代理人，依靠商业活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享有传统的宗室贵族特权，所以在政治上仍然会倾向封建制度，与统治集团一致。

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姜星火分析，“新贵族”必然渴望对外扩张与追寻荣誉与财富，而这一切，与维系现存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显然，姜星火既然知道了围绕在他身边所产生的一切，那么他笔下的内容，也开始带有他自己为了改革大明而产生的目的性了。

总得糊弄糊弄皇帝高兴不是？

而“新贵族”这个阶层，无论是转向海洋的军功勋贵，还是依靠大明帝国国家资产的代理人角色的宗室，毫无疑问，都是需要紧紧地团结在伟大的大明皇帝陛下周围的。

而后，姜星火继续分析到，除了“新贵族”，通过改革变法，大明未来还会产生名为“手工工场（非工厂）主”的新阶层。

也就是说，当化肥等农业增产技术推广开来后，在一定时期内，本就人少地多的大明，粮食将会出现极大富余的情况。

这就会导致，如果海外贸易全面铺开，那么必然会产生华夏传统拳头商品，譬如瓷器、丝绸等物品的供小于求。

那么就构成了将一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如同宋朝那样，进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池，成为手工工场的工人的前提条件。

而手工工场的主人，也将会从生产贸易商品中，获得巨额的利差，继而成为经济地位较高的、新的社会阶层。

姜星火同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剖析出了“手工工场主”这个新阶层的整体心态，也就是在经济上骤然暴富，又缺乏对应的政治地位，偏偏自恃与传统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商贾阶层还不一样。

那么没有新的引导性的文化，“手工工场主”就必然会倾向于向封建贵族的作风习惯学习。

这不单单是附庸风雅，更是新阶层企图获得社会认同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曲折的，而且还会引出第三个新的社会阶层。

“手工工场工人”。

所谓的“手工工场工人”，顾名思义，自然是刚才所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产品大量富余，且对外贸易导致手工产业劳动力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从乡村进入城池的农民。

对于这些“手工工场工人”的整体心态，姜星火则称之为“异化”。

姜星火借用了先圣的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异化”，包括了三个部分。

其一，与手工生产过程相异化。

在大明，对于进入大明城池在手工工场里从事劳作的农民来说，劳作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劳作过程也注定是极为辛苦的，丝毫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或者充实体验。

换句话说，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就是在无意义的消耗生命。

因为需要收入，他们把这些时间用于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每个人都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还要被房东和其他的收账人掠夺，最后只获得些许残余。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本身与手工生产过程是相异化的，在大明，手工生产过程与他们紧密相关，坦白地说，却又毫无关系。

其二，与手工生产的产品相异化。

在大明，这个阶层会不断地从事手工工场的生产劳作，而生产出的丝绸、棉纺织品、瓷器、陶器等大明贸易产品，却注定只属于同为新阶层的“手工工场主”。

所有的骨痛、头疼、汗水、精神痛苦、外伤、重复和压力，都是为了生产为“手工工场主”牟利的手工业商品。

在大明，“手工工场主”以此为代价变得富有，这个阶层创造的手工生产产品越多，为“手工工场主”生产的财富就越多。

然而对其本身来说，创造手工生产产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通常都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但这同样意味着，会给“手工工场主”带来享受和快乐。

其三，与自然和他人相异化。

在大明，由农民蜕变来的这个阶层，很容易会在忙碌的手工工场劳作中变得麻木，继而感到极度的孤独与自我价值的缺失　　当然，大明的手工工场主们，也一定会向这个阶层宣扬他们如何通过种种先天地优势或后天地努力，成为生活优渥，甚至可以比肩大明传统封建贵族的新阶层，并声称只要足够努力地生产手工业商品，他们一样能够成为自己。

姜星火将其称之为“虚假意识”，但是事实上，其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成为“手工工场主”或者哪怕只是致富，无论他们劳作得多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在信件的第三部分，姜星火则指出，所有基于有可能的改革变法所产生的新阶层。

无论是“新贵族”，还是“手工工场主”，亦或是“手工工场工人”，这些新阶层，都无法也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