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地归出自匈奴,后融合为鲜卑族。
魏太武帝曾为稳固汉族地区的统治,大力推进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
李贤的曾祖李富,生活在魏太武帝(408452)时代。
这一时期众多鲜卑人因此改为汉姓,这是李富改姓主要原因。
439年李富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阵亡,李贤先祖当在之前落籍成纪,改拓跋氏为李姓。
李姓,在这里成为一个复杂的信息。
有趣的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黠戛斯,也径自声称为李陵后裔。
今天的考古学家大约把这一段故事整理成了这样的:乌藉,勿吉,女真前身,女真族,别称女贞。
乌藉人当时所在地,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范围之东。
当时应在HLJ下游、松花江、牡丹江流域。
当乌藉都尉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打败斩首之后,李陵的儿子拓跋氏,从溃散的乌藉部落中逃出。
之后“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失败的时间估计在汉宣帝五凤二年(西元前56年)。
之后,李陵的儿子的后代,可能就成了逃入嘎仙洞所在地大兴安岭的拓跋推寅。
因为拓跋推寅有着汉匈贵族的背景和非凡的能力,赢得了鲜卑人的敬仰。
他在嘎仙洞经过选举,当上鲜卑人的部落首领,并且娶了鲜卑女人为妻,所生后代就以拓拔为姓。
同时,李陵被匈奴单于封为右校王后,担任统领事先被匈奴降服的坚昆一带地域。
这就有了分明具有同黄种人混血的特性黠嘎斯。
从此以后,黠嘎斯的儿子和拓跋的儿子,所遗留下的子孙后代,都分别以他们最初的这两位母祖的姓氏为姓氏。
历史在这里被“混血”得让人眼花缭乱。
李贤的身上,一定有着汉人与匈奴融合的血液。
在固原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对当时、当地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最好印证。
穿越时光,李贤墓出土文物,因为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相通性、交流性和融合性,而成为丝绸之路上负有盛名的艺术宝库。
这些出土文物,既有西方外来的成分,也有我国边地少数民族对于华夏中原文明的无穷热恋与无尽向往,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
作为“左控五原、右带兰会,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的固原,地理位置很重要,也很特殊。
自古是关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和重镇。
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此处,清水河谷一马平川沟通中卫、连接银川。
始皇帝西巡震慑北方、汉代戍卫北拒匈奴、明代九边重镇守卫长城内外,这里都是重要的节点和要塞。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
从地图上看,夏宁两头尖的地形极似一位大腹便便、极有内涵的行者。
丝绸之路在它的体内,就像密密麻麻的血管,汇集起来正是融合之美,丰富了自己,也传神了别人。
当丝绸之路在时间的沉淀中成为广阔的空间,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更昭示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未来是什么样子的,陈文哲不知道,但是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他肯定是可以知道。
而古代丝绸之路,很明显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座宝库。
国内的一群群盗墓分子,绝对不会放过这座宝库,所以他才能发现一座座被盗墓分子隐藏起来的窖藏。
如果是原来,发现了这么多窖藏,陈文哲肯定也会化身盗墓分子,前去盗掘。
但是现在,他已经升华了,他只能是前去考古。
比如那件鎏金银壶,他对于研究古代文化,或者说古代中西方融合文化,有着极其高的价值。
但是,真正的市场价值,却并不一定有多高,毕竟它也只不过是一件有着异域风格的银壶。
只不过,它居然也是出自一座窖藏,还被陈文哲看到了,那价值就不能简单的用市场价来衡量了。
本身这东西就十分出名,加上还有一段传奇经历,那自然就更是成为可以被世人关注的镇馆之宝。
一次被盗藏匿,另外一次居然被陈文哲发掘,这是两段传奇经历啊!
窖藏的东西,跟古墓出土还是有所不同的,而跟陈文哲发现的窖藏,还有所不同。
在考古学上,窖藏遗存是不同于居住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军事遗址和宗教遗址的一种特殊遗存。
它是在突发事变过程中,人们特意藏匿有价值的财宝和器物的一种方式。
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掘地埋藏的。
有用砖石砌成地窖的,也有直接埋在土坑内的。
不管是在地窖或者在土坑内,多将埋藏的财宝器物装在金属或陶瓷缸罐中。
窖藏的地点隐蔽,大多数已离开居址,也有在居址内就地埋藏的。
窖藏遗存由于面积小,地面不留痕迹,发现都是很偶然的。
窖藏本体上面的原生的地层叠压关系,很容易被破坏,给判断埋藏年代造成了困难。
被埋藏的遗物,多是当时最有价值的。
有些内容丰富的窑藏,便成了轰动一时的考古新发现。
譬如,1967年冬北湖黄石西塞山发现的宋代窖藏。
在长方形(6.85x3—2.85x1.44米)窑内,埋22万余斤铜钱。
从西汉的“半两”到南宋理宗淳祜十二年(1252)的“淳祜元宝”,99%以上是宋代钱币,这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窖藏。
据文献记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崇祯七年(1634)、乾隆八年(1743),1944年和1955年先后五次,在西塞山发现窖藏铜钱和银铤等。
1967年的发现是第六次,估计它很可能是南宋淳佑以后,西塞山军库窖藏的钱币。
又如,1970年10月在长安市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地处唐长安兴化坊内,遗物1000余件。
这些宝贝分装于两个陶瓮中,主要是金银器皿(271件)。
其他还有金玉饰品、银铤、银饼、银板、铜钱币、罗马金币、萨珊银币,以及少量玛瑙、水晶、琉璃器和琥珀、朱砂等药石、金银器皿和饰品等。
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精美,堪称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唐代金银工艺品。
对这一窖藏的遗物,年代肯定在中晚唐时期,埋藏的具体年代却难以推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