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和之后的宣德时期,是瓷器生产的一个巅峰。
这一时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
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
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
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器型。
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
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
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
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
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
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
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
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但是,永乐之时,已经确实有这种款了,特别是四字的永乐年制款识。
永乐款,是明永乐官窑瓷器款识的统称。
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于永乐年间,并成为定制。
但绝大部分不书年款,少部分带有年款的,可分为青花料或釉里红料书写款、锥刻款和模印款三种。
款识字体以篆书最为多见,另有个别楷书和行草。
篆书款是永乐官窑瓷器上最常见的一种,目前所见皆为“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排列。
锥刻款和模印款,主要见于永乐单色釉瓷器上。
位置在内底心或内壁,款字作两行排列于葵花心或单圈内。
模印款,主要见于甜白釉薄胎印花器上。
锥刻款,则主要见于永乐红釉或甜白釉刻花器上。
永乐年款,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笔道流畅,笔画转折浑圆,结构严谨。
永乐年号款,常见的边饰主要有单圈、龙凤、花边、轮形、云纹、椭圆双圈。
还有单圈外加花边、单圈外围饰云纹等。
边饰的形式多种多样,描绘精细,这也是永乐年号款的重要特征之一。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jdz设置御器厂。
烧造的御器,是景镇最早的官窑款。
永宣瓷器十分出名,之前陈文哲就涉猎过,他也了宣德时期的不少珍贵瓷器。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这一次陈文哲反而不想研究的太深。
他反而对接下来的三个朝代,更加上心,因为这就是历史上十分出名的一个空挡,也就是着名的空白期。
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
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
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
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
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澹雅,与成化器较接近。
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
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
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
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
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
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
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
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
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
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
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
景泰开始的款识,是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
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明代官窑底款发展演变过程,还是十分有意思的。
当然这一时期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也是从这一时期,我们长见的瓷器官款,才正式出现。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明代瓷器的生产制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368年——1435年):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其中永、宣二朝为高峰。
中期(1435年——1521年):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
其中成化时期的瓷器最着名,素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
晚期(1521年——1644年):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
受到地理大发现、商品全球化和货币白银化三大因素的影响,嘉靖,万历时期的瓷器产量和外销规模,达到了明代顶峰。
明朝建立之前,景镇的瓷器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款识。
永乐以后,官窑瓷器开始出现署上有本朝的年号款,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独特性。
而民窑产品,主要以干支款和图记款为主。
最常见的是用青花书写,此外,还有暗刻、凸印和矾红等款。
其实,官窑瓷器书写年款,最早可以追朔到宋代,但并不多见,更没有形成体系。
例如,宋代建窑部分器物足底见有“进琖”、“供御”刻款,以此作为贡品之铭文。
弯弯故宫博物院馆藏有数件器底刻有“奉华”、“蔡”等字样的汝窑器。
其中“奉华尊”是宋高宗最喜欢的一件汝窑器。
这一点在陈文哲烧制汝窑瓷器的时候,就专门彷制过。
“奉化”二字,相传是宋高宗宠妃刘夫人所住的奉化宫。
带有这两两字款的瓶和尊,是刘夫人宫中陈设的瓷器。
接下来就是定窑,定窑中有一些北宋时期带“官”、“新官”刻款的器物,也被认为是进奉宫廷的专用瓷。
元代一些白釉瓷上,模印有“枢府”二字(称枢府白瓷)。
还有“太禧”、“东卫”、“福寿”等。
除此之外,极少见其它落款。
瓷器底部正式书写帝王纪年款的做法,始于永乐朝,但与后世相比,仍然不普遍。
宣德时期,皇帝喜爱夸耀张扬,并且在“仁宣之治”形成的盛世氛围笼罩之下,个人的欲望颇为膨胀。
也正因为如此,宣德时期的瓷器官款就真正形成,而且还形成的十分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