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廷军令下达,冀北道两万大军先期两万人马便陆续出都,奔赴战场。
这其中一万五千人由孟津直接渡河,与河阳的黑齿常之合兵之后便直赴河北。另有五千人马则沿河东行,水陆并进,沿河收取漕粮并清剿河道两侧的蜂盗,维持漕路的畅通。
如今的朝廷虽然换了话事人,但原本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且较之此前还要更加严峻,那就是物资的短缺,特别是粮食的缺少,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程度。
河洛秩序重新恢复,短时间内是难以再作大量的物料征集,甚至于妥善安置天兵道归卒们都还需要极大的物资投入。
关内道虽然在四月里完成了上半年的物料征调,但除了给补陇右与河朔方面之外,同时还承担了河东道大军归国的物料支出,本身还积攒下了不少的亏空,需要逐步的从蜀中调运填补。最起码在入秋以前,也难以再向天中输送物资。
“今朝中诸司官仓所储,钱帛之类尚还有余,唯谷米已经连日告急。冀北道此次行军提走军粮三万斛,都畿所储更有不支……”
尚书左仆射李元素在将诸司籍簿勾计一番后,望着那可怜巴巴的数字,一时间也是愁眉不展。
早前前往行台,财政上便一直紧巴巴的、游离在将要破产的边缘,如今好不容易捱到有所好转,接着便又回到了朝廷,所接手又是这样一个天坑,李元素也是倍感无奈,脸上的皱纹都深刻了几分。无论在西还是在东,他也算是位极人臣,结果每天过的都是数米度日的光景,简直比失地佃租的老农还要更忧苦几分。
集英馆直学士陆景初也翻动着今日有司地上的文书,一边翻阅着一边奏报道:“两市昨日米面菽谷诸类粮价,也都再攀新高,胡饼一张竟达百钱。唯诸商贾仓邸积货也已不多,若真封市控价,市中怕将更加的无物可售。”
商人逐利,贱买贵买,这是一切商业行为最基本的逻辑。就算政府管控严格,也很难做出违背事物基本规律以及人性的政令操作。特别在经过几番耙梳后,眼下的洛阳城基本已经可以杜绝囤积居奇、捂盘惜售的现象。
其实物价横张除了物资短缺这一个基本原因之外,李潼也要背上不小的锅。
入城之后他虽然重刑频施,但也给予了民众们颇为优厚的补贴,最开始市场买卖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给予基本的生活物资,确保人们不会饥寒交迫以至于无以为继。在两市买卖恢复后,便转为补贴钱帛之类,毕竟眼下朝廷也没有充裕的物资。
所以如今洛阳城中,哪怕小户之家也都拥有数量比较可观的钱帛,就市购买各类物资,使得物价逐日攀升。
“眼下情况确有艰难,然洛阳位在天中,水陆畅通、四面开阔,拥此地利,办法肯定要比长安旧时更多。”
在听完臣员们诉苦之后,李潼惯例的打个气,然后才又问道:“河南诸州,消息都递回没有?”
李元素闻言后便点点头,翻到相关的内容接着汇报道:“郑州、卞州、许州、豫州等州境仓粮计点完毕,合有储粮七万斛有余,唯州内脚力告急,需朝廷使员于嵩南转运,这一批粮月中可以入都……”
“郑州粮不要动,储于荥阳,以供河北大军支用。另沿河诸州,距都千里以内谷米封存州境,千里之外则半输半存。”
李潼听到这里又表态道,冀北道大军虽然带走了三万斛的军粮,但这些军粮也不过堪堪可用旬日。虽然朝廷派有御史随军就道征发物料,但考虑到河北人心惶惶,不知几州会被闹乱席卷,也不可完全做乐观之想,还是要在河南准备足够的军粮向北输送。
李元素闻言后便点点头,将此事记录下来,接着便又问道:“请问殿下,冀北道军粮筹备限量多少?”
“先以十万斛为限,后续再计量增补。”
“十、十万斛?还要增补?”
听到这话,李元素顿时一愣,继而便有些为难的说道:“冀北道此出并非大行军,筹支这么多粮用……”
“十万斛也只是约数,不必一时具给。魏州收复之后,即刻向北输送。诸州兵事需速战速决,另有契丹扰乱若不泛滥则可,一旦贼胡肆虐开来,必以迎头痛击。”
想到历史上契丹所造成的混乱与麻烦,李潼也不敢作过分乐观之想。原本的历史上,在平定契丹叛乱的过程中,虽然有武家一群蠢货坏事的因素,但契丹本身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尽管李尽忠、孙万荣等主谋先后身死,但他们被招降的部将诸如李光弼他外公李楷固等也确是不俗。包括因契丹这一次叛乱而产生的渤海国,都显示出东北诸胡韧性不弱。
更何况,像李多祚、沙吒忠义等与东北诸胡部关系深厚的胡将们或死或叛,也让朝廷一时间不便瓦解、引用当地胡部势力,这对朝廷本身的定乱大军要求就更高。
有关这次与契丹的作战,李潼的计划是起码投入五十万斛的粮草,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约数,至于更加完整的战备计划,集英馆诸学士还在进行商讨制定。但无论最终计划如何,凭朝廷眼下的钱粮状况,连基础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
打仗就是烧钱,就算做不到一场战争就将东北胡患赶尽杀绝,但起码也要打痛打残,以赢得一个相对长期的和平,以保证对河北加强统治。
后世安史之乱的发生,以及河北悍藩林立,除了制度上的问题,东北的胡患问题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所以这一次的战争,真的不能因为钱粮问题便作束手束脚之想。
眼下吐蕃因为君主与权相的矛盾,朝廷于西线还能将现状稍作维持,一旦吐蕃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大唐也势必要加强军事的投入。届时若顾此失彼,所带来的危害又远非眼下的战争投入可比。
但无论再怎么有雄心计划,基本的钱粮问题不做解决,一切也只能流于纸上谈兵。就连李元素这个宰相,在听到要往河北战场投入十万斛军粮时都难免一脸忧色,可见朝廷想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争,的确是有些力有未逮。
眼下地近洛阳的河南几州,能够在短时间内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不过七万多斛。哪怕是范围扩大到整个河南道,一直到六月,能够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也只有三十多万斛而已。
这三十多万斛粮食,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军用。要知道整个洛阳城也是拥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数量都是惊人的。而且朝廷百官禄料所给、各类役用的谷米消耗,在财政中同样占了极大的比重。
三十万斛粮食看似数量不少,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中甚至都不足以维持都畿的基本消耗。尽管都畿周边仍在进行大规模的编户授田,以用来增加河洛周边的粮食自产能力,但也绝不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见效的。
因此眼下朝廷最需要的,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这是一笔高达百万斛的收入,越早运入都畿,那朝廷眼下窘迫的财政状况就能越早得到缓解。
江南漕米如此事关重大,所以在冀北道大军出兵的同时,朝廷又遣五千精军沿运河南下,就是为的确保这一批漕米的安全万无一失。
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江南安定与否、漕运效率如何等等,有很多因素都是眼下的朝廷尚不能完全控制的问题。
李潼感到遗憾的,还是他此前有关漕运的改革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朝廷只在河南几州设置了仓储系统,且针对仓邸的管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仅仅只是作为入都钱粮临时的转运节点,没有与常平仓系统完全对接起来,这就丧失了仓储改革的最大意义。
如此滞后的物流状况,对于新经动乱、亟待恢复的都畿都严重的拖后腿,对于瞬息万变的河北战场形势当然也是更加的不适用。眼下的朝廷就像是一个空有力气却不能灵活运用的大胖子,一两个局部的小问题就能让人难受不已。
眼下朝廷的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若贸然展开如此重大改革,会让人无所适从,反而会拖慢本就不算高的漕运效率。
所以在一番权衡后,李潼还是将视线落在了民力的挖掘调用上来。河东问题平息后,虽然短时间内也没有给朝廷带来直接的、可观的钱粮收益,但却让一项重要的资源回到朝廷手中来,那就是河东的众多盐池。
眼下的朝廷还没有进行盐铁转卖的改革,河东盐池虽然归属朝廷所有,但却又转租给畦户即就是盐户进行经营,朝廷专收盐租。这样既给朝廷增加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同时也不利于食盐统筹销售,各个地区盐价差异悬殊。
食盐作为必须的生活资料,当中的利润可想而知,以此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必然能收奇效。
河东盐池收回之后,李潼便打算将畦户进行重新分配,每三年进行榷卖招商。这一招商并不以钱帛进行交易,而是按照各地商贾参与官买的粮食数额进行核计,通过商贾将民间的粮食收购到各地的官仓中,从而再给他们发放一个产盐的畦户资格。
同时河东的产盐也不再散货任销,而是划区包销,一个区域内只允许几户分销,从而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盐价,将盐税直接并在盐价中。
至于销盐的资格,则暂定以向都畿输入的粮食数量为标准,以此来刺激商贾们的运销热情。
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虽然是必要的生活物资,但却并不属于长距离运输的大宗商品,再加上朝廷租庸调的税收形式也让民众们没有售卖粮食的强烈需求。
因此大粮商往往就是大地主,以划片销盐刺激他们将家中储粮向外输送,对乡土秩序也是一种管控方式。眼下朝廷还只是求粮救急,等到这一难关应付过去,未来便可以此为基础,逐渐加强乡序管控。
眼下整个洛阳朝廷,都围绕着钱粮筹措的大事来运作着。而在这忙碌的氛围中,河北方面以告初捷,兴兵作乱的相州刺史孙佺败亡于太行山东麓的滏阳。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打败孙佺的并非黑齿常之所率领的冀北道大军,竟然是本该待在河东潞州的王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