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被亲兵们从深涧中捞出来时，已经不行了。

致命的并不是那五支铁矢。

袁熙的身上穿着铁甲，铁矢虽然穿透了铁甲，入肉也不是很深，还不能给袁熙造成致命伤。

致命的是深涧中的水，水面上结了一层冰。

袁熙从几十米高的地方砸到冰面上，将冰面砸裂了，掉到了冰冷的水里，又因身穿铁甲而沉到了水底。

足够袁熙死三次了：

第一次是摔死（砸在冰面上）；

第二次是冷死（冰冷的水进入衣服里）；

第三次是淹死（沉到水底了）。

事不过三，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是田峻蓄谋的一次刺杀！

而且，这次刺杀的灵感，正是来自“刘和遇刺案”，都是用一个伪装的少年牵着一个伪装的瞎老头，以此来消除对方的警惕之心。此外，还都使用了五矢连弩，都釆用了高来高去的脱身之法。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刘和刺杀案”，是一次经过反复推演过的，比“刘和刺杀案”更高明很多倍的、一次成功的、堪称经典的刺杀案。

而那如鸟似雀的刺客，老的便是被田峻取字为“伯光”的、采花贼出身的白雀白鸟人，小的便是白雀的儿子白小雀。父子俩一脉相承，采花大盗后继有人。

“抄袭！这是可耻的抄袭！”

袁绍得知二儿子的死讯，悲伤得晕死过去，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大骂田峻“可耻”的“抄袭”行为。

——对于“刘和刺杀案”，袁氏集团是有知识产权的！

骂完了田峻的无耻之后，便是为二儿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袁绍白发人送黑发人，痛不欲生。

尘归尘，土归土，将袁熙以公侯之礼埋了之后，袁绍化悲痛为力量，更坚定了要弄死田峻的决心。

“大战在即！”袁绍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说！并州之事该当如何？”

逢纪是支持袁尚的，此时自然要为袁尚争取利益。

于是，逢纪向袁绍进言道：“属下建议改由三公子袁尚为并州牧，以高干将军为征北将军，待拿下幽州之后，再以高干将军为幽州牧。”

“不妥！”袁绍道：“尚儿还小，汝欲使我骨肉分离耶？！”

逢纪再劝道：“主公舔犊情深，令人感动，但是…对于并州牧，当前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

袁绍想了半天，确实也想不到更好的人选，以当前的情况，让别人做并州牧袁绍还是不放心的，犹豫了很久，袁绍才无奈地说道：“也只好如此了，然…尚儿年幼，恐不能独当大任，何人可辅之？”

逢纪知道袁绍偏爱袁尚，心中有将袁尚立为世子的想法，便乘机道：“属下愿往。”

袁绍点了点头，又道：“文事方面，有元图相助尚儿，吾心甚慰。然，尚需一忠心老成之将助其武事。”

说罢，袁绍将目光投向淳于琼。

忠心老成之将啊！

淳于琼心中一喜，赶紧请命道：“末将愿为主公及三公子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袁绍上前扶起淳于琼道：“仲简（淳于琼字仲简）与本将相交多年，情同兄弟，本将就把尚儿交给你了。”

淳于琼感动得语带哽咽道：“末将一定会护得三公子周全，绝不让任何人伤到三公子分毫！”

袁绍在忙着送葬，忙着埋人，忙着填坑。

田峻在做什么呢？

此时的田峻，正在验收他的新式武器，这种新式武器其实就是改良的武钢车——被辽东工匠们命名为“田氏武钢车”。

武钢车在汉朝早已有之，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用的兵车，是载兵的车辆，也用于陆上战斗。

据古籍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长二丈，阔一丈四，车外侧绑长矛，内侧置大盾。

武刚车可以运送士兵、粮草、武器。也可以用来作战。

作战用的武刚车，车身要蒙上牛皮犀甲，捆上长矛，立上坚固的盾牌。有的武刚车开上射击孔，弓箭手可以在车内，通过射击孔射箭。

用武刚车作战时，可以将几辆武刚车环扣在一起，成为坚固的堡垒。三国时诸葛亮的八卦阵法，他创造的运粮用的木牛、流马就是武钢车的演化。东晋时马隆就靠八卦阵法和战车，打败过游牧民族羌人的入侵。

由此可以看出，武钢车是属于防御性的武器。

之所以是防御性武器，是因为武钢车太笨重了，不够灵活。

而为什么太笨重了呢？因为武钢车的车身和前面的大盾，都是用厚重的木板再覆上牛皮做成。

田峻将这些厚重的木板直接换成钢板，将车架的大多数部件也换成空心铁管或铁皮使得武钢车的重量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重量降低了就更加灵活了，这种改变，使得原本只用于防御的武钢车，具备了成为攻击性武器的可能。

然后，田峻又将旧式武钢车的前部的长矛除掉，改装成利于切割的双刃大刀片。

这个小小的改变，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就是将武钢车从防守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使之可攻可守。

因为，如果是用长矛的话，敌人的死尸会挂在长矛上，而用双刃刀片的话，便会将敌军的人马开片，开片之后就不会挂在刀片上，武钢车可以继续向前移动了。

改进后的武钢车，变成了灵活，轻便，攻防兼备的大杀器！

当然，这种大杀器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钢铁，这个条件，当今大汉天下，也只有辽东高炉炼钢可以满足。

新式武钢车的验收结果，让田峻非常满意，田峻下令大量赶制。

与此同时，田峻又与将军们在一起讨论，制定了几个威力强大的武钢车战术，并提前开始模拟演练。

不知不觉中三个多月过去了，双方的战争准备都差不多快完成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田峻召开军事会议，对幕僚和将军们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因此，我们无需等到袁绍来攻打我们时才与袁绍开战。我们应该将开战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主动出击，打袁本初一个措手不及！打乱袁绍的战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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