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在追逐着匪部离开桃源县时，钟相父子逃往了潭州的安化县，还没等着张伯英追到，匪众们越县而过，然后安化的“土地爷”便倒下了，这个人是安化县的朱主薄。

安化是个不足四百户的小县，按制不设县令，只有朱主薄和一个县尉，主薄代行县令之职。

太祖在开宝三年下过诏，说县吏太多，把俸禄都摊薄了，朝廷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不廉洁，与其养这么多人而加重花费，不如精简官吏，再把俸禄提高上来…一千户以上的县才可以设县令、县尉、县主簿三职，户不满四百的，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的职责。

张某的足迹还未踏上安化，朱主薄便死了，这与张某有什么关系？

朱主薄是个对土地满怀着深情的人，不然也不会得这么个绰号，张伯英给重昏侯直接抄了几条上来，用来说明朱主薄的擅权谋利，死的不冤。

一、县中丘里、丘宣是未出五服的兄弟，丘宣死了没有儿子，丘里欺负堂弟的妻子阿刘孀居，通过牙人伪造田契，将丘宣的一百五十亩地占为已有。

官司打到朱主薄这里，明明案情明了，人证物证俱在，但朱主薄愣是断为丘里胜讼，从中私分了良田八十亩。

阿刘上吊寻了短见。

二、又有俞家兄弟，争夺位于司徒岭上的傅七的山田，朱主簿极力为俞氏兄弟辩护，硬将界址分明、本就不搭界的傅家一百八十亩山田断给了俞家，俞氏兄弟投桃报李，将其中的一百亩送给了朱主薄。

傅家为此破产，兄弟三人落草为寇。

三、安化上一任主薄姓黄，妻子江氏。四十八年前，有个叫王通八的人将名下的八十亩地典给了江氏的父亲，因到期无力赎回，地就成了江家的。

后来江氏嫁了黄主薄，直到参与典押的双方——称“契头”也行，称甲乙双方也行——两人都已过世了，这件事也没出过什么麻烦。

等到黄主薄一死，朱主薄一接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王宝，说自己是王通八的孙子，要把他爷爷四十八年前典出去的地赎回。

朱主薄明明知道，本朝典当物业的赎回时限是二十年，凡超过二十年的典赎案子不许受理，但朱主薄大笔一挥，“准赎！”然后得了其中四十亩。

江氏是朱主薄上一任的夫人，朱主薄照坑不误。

民间称朱主薄为“土地爷”，因为凡是涉关土地的案子诉讼，他不问有理没理，只要有利可图就断为胜诉，各种条款上的空子，他都想方设法的去钻。

律法规定，物主在典卖土地时，同等的价钱要先问亲邻，亲属和四邻都不要才可以与他人交易，这也是早就有的民间惯例。但只要给土地爷拿好处，这个可以不遵守，亲邻来告也不行。

律法规定，土地买卖双方要先立草契，然后由买方到县府买官契纸，誉抄成正式的再加盖官印，称为“赤契”或“红契”，再交了契约钱、契官税，买卖就合法了。

买方在立约后两个月内到官府纳税，否则一经发现匿契者，将所典卖物业一半没收充公。但只要给土地爷拿好处出来，这个可以不遵守，税也免了，印子也盖了。

律法规定：无子寡妇名下的土地只许租不许买，这是为了保护弱者，以防止她们为了得到现紧利，而失去长久生活的资本。但只要土地爷默许了，自管买你的，这都不是事！

土地爷死的时候，他的实际田产多达二十万顷，而且都是隐寄田产，有个叫十二嫂的七十岁老妪专门替他管着这些帐目，私帐上的诡名子户①有两千多个，一个官面户数只有四百户的小县，隐藏着两千多个上不了等的寄居户。

一直以来，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个十二嫂和朱主薄没有牵连，只知道她很不简单，是靠着本事将家财积累到了数以亿万计，锦衣玉食，养着不少的豪奴。

谁要是将地典给她，再想赎回去可就难了。

赎典的日子一到，十二嫂会以种种借口百般拖延，务开②之时，她会说契书忽然找不到了，或由手下人告诉业主，十二嫂探亲未回，你再等等吧，各种的理由和借口，反正就是一直推托到入务②，使典田的人永无赎回之日。

朝廷南渡之后，纸币大幅度贬值，民间往往拒收纸币，但在十二嫂这里典当的土地，拿到手的都是纸币，等到想从十二嫂的手里赎回去，却须拿好成色的铜钱来赎。

也不是没人告十二嫂，但状子递到朱主薄那里石沉大海，再敢告，十二嫂一棒子能将他的腿打瘸。

在朱主薄的庇护下，十二嫂没少行凶，但一直没事，因为朱主薄说，按律“罪人七十岁免刑，其血气已衰，禁不住上刑了。”

这个十二嫂可以伤人，人却奈何不到她，在安化，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十二嫂的土地阡陌相连，一望无边。

乱匪经过时，顺便将十二嫂也干掉了，还特意将朱主薄和十二嫂码到了一起，他们在朱主薄身上贴了一张纸——“土地爷”，在十二嫂身上也贴了一张——“土地爷老婆”。

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家子。

两人尸身未冷，张伯英恰好赶到，还派了仵作到场验尸，仵作说，十二嫂根本不是七十岁，实际年纪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原来都还以为是她保养的好呢。

张伯英在奏章中说，“微臣一直在勤勉任事，不但要剿匪，还管请仵作。”

他列举上来的例子当然不止一个“土地爷”和一个十二嫂，各种情况的都有，反正都已经死了，而且“没有一个跟微臣有关系，奈何都怪到微臣的身上？”

重昏侯在青石台子上念了这份奏章，不但不怪张伯英，还把他狠狠的夸奖了一番，“张伯英平乱的事情做的太精细了，一个大老粗细过了某些文臣。”

重昏侯说，国法者，上位者善执之可以治下，只要按法行政便会狱清、事简、易治，反之便会难治。

重昏侯感慨着说，俗话说的真好啊，天下有不治之吏而无难治之民，诸位爱卿，不知你们以为什么才是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