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静，你说话不是喜欢说“俺，俺，俺”的么？干嘛又改口，不说“俺”说“我”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曾仕湖和廖晓静就起床了后，曾仕湖似乎发现廖晓静讲话变了味，忍不住好奇，向她问道。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了！那不改改口音嘛！其实普通话有啥难说的，刚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是故意那样说，看看你会不会笑话我，见你不笑话我，以后你带我出去，也不能表现得太土啊。”

“晕！”曾仕湖听到这个哭笑不得的答案后，忍不住又说出他那种不拘一格的观点:

“什么话叫做“土”，什么话叫做“洋”？这是没有标准的，难道广东人、香港人说的普通话“洋”？说实话如果以北京普通话为标准，或者以电视的普通话为标准，粤语味的普通话实在是“不堪入耳，不敢恭维”。

语言是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工具，只要思维清晰，不要词不达意，说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能听懂就可以！

至于口音，当然能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免得别人听不懂。但改不了也没办法，自己从小就那样说，口音是根深蒂固的，说什么样的方言是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口湖南话，但并不妨碍人家写出那么多的诗词歌赋，并不妨碍人家指挥千军万马，并不妨碍人家写出哲理性极强的鸿篇巨著。所以笑话别人说话口音的人，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笑话，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我才晕你，我改一下口音你能说出一大篇大道理，那我改还是不改啊？”

“随便你呀，我不会觉得你说“俺”有多土，反正我听得懂，如果我听不懂，会叫你改。我还想问你一个事，你先答应我问了你不许生气。”

“问吧，我不生气。”

“那你穿得那么“土”，也是故意的么？”

听到这个问题后，廖晓静神色又黯然了下来，说:

“不是，我没钱买衣服，穿的都还是以前老家带来的…”

“怎么会买衣服都没钱呢？据我所知，你们厂的操作工，每个月工资都会在11001200左右呀？你又是住宿舍，怎么会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呢？”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寄800块钱回家，我能读完初中，都是我强烈要求下才得到的，我和我继父说，给我上完初中，有初中毕业证才能去广东进得了厂，打得了工，这样我才得上到初中毕业，我答应他，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寄800块…”

“马拉个币的，那门子的道理！草，供小孩读书，受教育，是家长天经地义的任务和责任，居然这个也能谈条件？那就因为这个，你就必须每个月寄800块钱回去？寄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也是你而已，如果换成我，越是这样我越不寄钱，世界上那来的这个道理。养个小孩，供小孩读书付出的那点钱，要像放高利贷那样？以后要连本带利地一起收回来？你继父没手没脚不能劳动么？年纪轻轻养活不了自己么？要靠你每个月寄钱回去才能过生活？我估摸你寄钱回家也是给他拿去赌掉玩掉吧？”

曾仕湖听到廖晓静的话后，觉得他继父的做法严重的超出了为人父母的底线，比他自己父亲“半仙兄”更恶劣百倍，虽然和自己无关，但仍然忍不住觉得非常气愤，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你别生气！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不会再这样给家里打钱的，我也要顾及我们自己的家，我答应我继父，打够一万块给他，以后有钱就打，没钱就不打，不用再像现在这样了！但是我答应他寄一万块，每个月寄八百，如果现在我不按时寄回去，他就会打俺娘来出气…”

“畜生！老子见过人渣，但没见过这么渣的。晓静，我不是看重钱的人，我是觉得你继父那种做法，已经不配为人父，为人夫。

做为儿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赡养是指父母年迈无力之后，而不是像你继父这样，身强力壮却剥削自己的继女，你以后可以不认他。”

曾仕湖说完后，似乎又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不对，外人不应该这样劝说子女不认父母的，而且骂得也有点过分，什么畜生，人渣都出来了。他缓了口气，说：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你家的情况有点特殊，那你每个月这样给家里寄钱，你自己还能剩下多少？够用吗？”

“还剩400来块，基本上够用，你知道我平时住宿舍不用交房租，就吃饭而已，一天10块钱就够了…”

“好吧！如果以后你钱不够用，可以在我这拿点，我和仕强工资都还算可以，我们不用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我父母都还能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还能倒帮点我们。走吧，差不多到时间了，我送你到厂门口，我也去上班了。”

说罢曾仕湖骑起锁在出租房一楼的单车，搭上廖晓静，在路边随便买了份早餐，送她到了厂门口后，又独自骑去自己上班的地方……

时光荏苒！每天都是那种单调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时间却过得飞快。一转眼两年过去了，不过2001年，2002年的春节。曾仕湖、曾仕强两兄弟都没回家过春节！并不是他们不想回去，或者买不起比平时贵34倍的车票，而是那年代春节想回家实在是太难了。

当年广州春运时的各种乱像，相信只要是那年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当年的火车站是全国各地的文明死角，脏乱差，扒手出没，票贩子猖獗，还有诈骗抢劫、卖淫贩毒…无奇不有。

曾有报道记载，1993年3月下旬，前来广州参加研讨会的五六名代表相继在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火车站一度成了外来者的噩梦。

这也算是那年代的特有现象吧！而造成这一丑陋现象的原因，应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火车站滞留的人实在太多，人满为患，流动过大造成监管不力。

而为什么会出现滞留，直至人满为患，诺大一个广州火车站广场，春运时居然连人都站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当年运力不足。

作为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一块地方，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每年要从这些地方返乡过年的人以数千万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些人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而当年自己拥有小车，有条件自己开私家车回家的家庭又少之又少，对火车站的压力，对铁路公路运输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所以火车站的各种乱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运现象，起源于改革开放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的大规模流动，90年代就达到了高峰，人流量过大，运力不足的矛盾在春运期间展露不疑，据相关资料显示：

199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上升至12.2亿人次，春运压力爆发，当年衡阳火车站还因此发生踩踏事件。

一次事故，背后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始崛起的时间注释。

1995年，有了前车之鉴，为了控制春运客流量，国家开始强制采取一些措施：一是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二是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

但各种管制措施，依然阻挡不了春运规模升级的势头。1995年当年全国春运旅客运量依然达到14.28亿人次。

1996年，民工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全国客运量约16.2亿人次。

1994年到1996年，2年期间，客运量多了近4亿人次，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导致的。

1998年，是上世纪90年代客流量最多的一年，当年全国旅客运量高达18.2亿人次。

这是特别累的一次春运，那年的归家路途显得格外不同，因为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春运海陆空都出现了旅客滞留严重的现象。

当时的广州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广州火车站在客流高峰的两天半运送旅客50万人次，相当于运送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这在世界上堪称奇迹。

那个年代，黄牛党泛滥、偷盗事件频发，甚至为了限制流量、错峰出行，中国铁路部门甚至一度采取浮动票价制度。

一花一世界，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故事。春运到了那个年头，更让各地游子在归家路上五味杂陈，离家不易，归家更难。

不过当年曾仕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就算是“春运”等顽疾。在N年后，伴随着大量的私家车普及！在一条条高速公路贯通之后！一列列的“复兴号、”“和谐号”高速列车开通之后！“春运乱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消失！

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成了各大城市文明的窗口，各种违法乱纪，甚至不文明的现象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根除。

衣着整齐考究的普通中国老百姓，手上提着一个或两个行李箱，井然有序地在火车站检票口排好队，刷着从手机上早已购买好的火车票。进入干净、整洁、漂亮、恒温、高速、安全、准时的高速列车组车厢，以200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回到自己千里乃至几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团聚。

“火车站文明死角”、“春运乱象”等丑陋现象，像垃圾一样被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