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阴谋一旦曝光，那就摆在了台面上，就变成了阳谋。

朱祁钰并没有太过在意会昌伯府余孽，或者说南衙僭朝的余孽到底会如何兴风作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他们本身就是失败者，既然能打败他们第一次，自然可以再次粉碎他们的阴谋。

此时他们的卷土重来，只不过是送给大皇帝斩草除根的机会，找出那些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的世家大族，让他们交纳善款罢了。

朱祁钰依旧在有条不紊的处理着公文，他手里拿着的是浙江、江苏、凤阳、湖广四省，应天、松江两府的刑名诉状。

缇骑在四处的风闻言事，捕风捉影，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是立刻扑上去查个水落石出，但是往往并没有什么收获。

大明皇帝南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将近半年，无论有什么烂账，地方早已经擦干净了，若是皇帝到了发现了端倪，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干系。

内帑太监林绣，户部郎中王祜，带着计省在紧锣密鼓的盘点着松江市舶司和南京、松江、宁波银庄的账目，他们查的真的很仔细，因为陛下许诺了，国帑和内帑，这次查账之中，谁查出来猫腻就归谁追缴。

朱祁钰南巡并不是长期驻跸，这种查账，更像是外快性质的。

很可惜，林绣和王祜忙碌了大半个月，也是一无所获。

即便是有所亏空，半年的时间，足够南方诸司填补亏空了。

朱祁钰当然知道，早早的放出了风声，南方诸司一定会提前准备，这是一场该配合演出时，大家都好好表演的政治剧。

地方知道陛下南巡必然要查，早就做好了准备。

朱祁钰必须要查，就是知道没问题也要好好查。

这也是他南巡的第二个目的。

高压。

南京皇宫缺少皇帝镇着，南衙的势要豪右、巨商富贾、宗族大户，早就忘记了被皇帝支配的恐惧，也就忘记了恭顺之心。

朱祁钰对着于谦郑重的说道：“灾逋蠲免应当应追尽追，朕已经命令缇骑四处探查，无论是官绅勾结，还是缙绅挟百姓以令州县，朕都会在南巡之前，解决掉这个问题。”

类似于仁和夏氏，逼迫仁和县衙灾逋蠲免，地方豪强大族倒逼县衙蠲免四成正赋之事，朱祁钰也下令让缇骑帮忙各地方政府追欠。

大明欠税问题，历久弥新，蠲免和追欠的博弈，撕扯严重，朱祁钰来南衙也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缇骑追欠可是物理追欠，他是直接奔着抄家去的，江南风声愈紧。

正统元年起南衙诸府部分正赋折银百万两白银入京。

但是在正统九年，凤阳、扬州等十四府被灾秋田粮，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其余七分，除存留外，起运者，照江南折银则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送太仓银库，另项收贮备边。

也就是说从正统九年起，南衙的正赋就打了个七折。

这种事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杀。

要么做的天衣无缝，不被缇骑们翻出来，要么就承受陛下的怒火，破门灭户。

“陛下英明。”于谦俯首说道，他高度赞同陛下的决议，并且坚决拥护执行。

陛下要追欠，那自然要杀人，而且这次追欠涉及之人，绝不在少数，但是于谦并没有劝陛下仁恕。

因为这次松江造船厂失火，会昌伯府余孽孙显宗内外勾结，彻底激起了于谦的怒火。

捞点钱也就算了，把主意打到了陛下的头上，这就是失了大义，本就该死。

朱祁钰不停的在桌子上敲动着手指说道：“于少保，朕曾听闻，两宋有三冗两积之弊，王安石为了改变，行新法，旨在国富民强，但是毫无疑问，他失败了。”

朱祁钰说起了大宋朝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两宋的评价极差，到了大明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大宋批评家眼中，王安石和王莽、贾似道属于一个级别，都是【持宠养交，寖成大弊，扰民致乱，天下困顿。】

儒以稽古，酌时斯正。

儒学士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先看看他是不是离经叛道，如果是，他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这大约就是儒学的基本正确——崇古。

崇古给儒学带来了两个必然，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时代在变，局势在变，生产力在变，生产关系也在变，不分青红皂白的崇古，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于谦倒是知道陛下到底在问什么，他想了片刻，笑着说道：“那是因为王文公变法失败了，若是成了，安有腐儒讥讽？”

“皆因王文公新法并无大行天下。”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的原因，其实朱祁钰和于谦都心知肚明，倍之二字可以概括。

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是用备荒的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谷为本钱，每年两期，在正月和五月，按照自愿原则，低息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度过黄青不接的同时，朝廷获得利钱。

但是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两期借贷，年息共计二分（20%），但是地方执行的时候，变成了每期息二分，也就是两期借贷十石，本息十四石。

如此昂贵的利息，百姓们自然不想借贷，这比驴打滚还要多一分利。

百姓不借？不借不行，你甭管是什么条件，都要一体借贷，全都要借！不借就派人去家里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尽出，就是要强按牛喝水，就是要让你借钱买…

这自愿原则，也变成了被自愿。

这一套倍之的组合拳打下去，大宋几乎人人负债，而且利息高达四分，时间稍长就达到了六分！

百姓们还不上钱怎么办？

造反。

两宋的民变，自从青苗法之后，从一年一次，陡升为了一年十次，走投无路的百姓，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乡绅借粮求生了。

民变沸腾，两宋平叛，也只能以诏安为主。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自然是因为宋神宗一命呜呼，导致了人亡政息，但即便是宋神宗能多挺十年，这青苗法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朱祁钰对王安石变法倒是有些研究，无论是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最后都变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枷锁。

百姓苦不堪言。

他将自己所了解的内容，和于谦说了一遍。

“陛下所知，亦臣所知，臣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于谦听完了陛下的话，想了很久，才十分郑重的说道。

陛下站在了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不带一丝偏见或者认同的论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说的很全面了，没什么必须要补充的内容了。

“所以，朕发现了，大明的官吏们其实不怕新政，相反他们非常期盼着有新政，因为无论什么新政，他们都可以把这些政策，变成发财的法门。”朱祁钰颇为认真的说道：“论生财有道，朕自愧弗如。”

“然也。”于谦再次赞同，并且补了一句：“陛下圣明。”

“哪里圣明？”朱祁钰笑了下，不甚在意的说道，他也就是随口一说，其实在思考着其他的问题。

于谦立刻说道：“《春秋繁露》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晋文公九年十二月晋文公薨，公子欢即位，晋文公下葬的时候，棺椁里有声如牛，晋大夫先轸说恐有兵戈之祸，果不其然，次年秦穆公调兵遣将，要攻打晋国。”

“大夫先轸再谏，趁秦军立足未稳，翻山越岭兵将疲乏，进攻秦军，晋襄公公子欢应允，果不其然，晋军在崤山中途拦截秦军，秦军大败。”

“秦军连一匹马一辆车，也没有返回到秦国，原因在于秦穆公操之过急了。”

“陛下躬节俭，不受献；永思至德，不私己利；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

“有仁智通明之德，故曰：圣明。”

于谦说完便喝了口茶，一脸坦然自若，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问心无愧。

朱祁钰愣愣的看着于谦，而后嗤笑了下，并没当回事，于谦是正经的文进士，一张嘴上下一碰，就是引经据典，变着花样的、不带重样的夸。

于谦看着陛下的模样，就知道陛下没往心里去。

他的确是文进士，但是和陛下奏对，他从来都不是张口就来，这些话他也是观陛下所行，总结而来。

陛下当政，看似搞了很多的新政，其实大多数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或者干脆对皇帝直接负责的新政，讲武堂、钱法、利柄、官厂等等，其实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甚至是皇帝。

譬如：贵州的六枝厂，直接划了一片归工部、兵部管理。

陛下不给地方官员倍之的机会。

陛下唯一推而广之的就是考成法，还激起了南衙僭朝的造反。

反腐抓贪贯穿始终，四川戥头案、陕西冒赈案、山西盐引案、山东孔府案、南衙畸零女户案等等，以及最近发生的南衙科场舞弊案等。

这些大案，遍布大江南北，每一案都是震动朝野的大案要案，几乎把整个大明的官吏大换血了一次。

陛下这都是在整顿吏治，也是在遴选刚正有力贤臣。

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太过于操之过急，没有整顿吏治，就开始推行变法，执行过程中，就变了味儿。

陛下在推行新政的时候，总是如此的谨慎小心，一如陛下至今不住皇宫那般慎重。

这就是于谦说陛下圣明的原因，他有理有据，逻辑清晰。

奈何陛下一个字都没放在心上。

无碍，于谦已经整理成册，都送到了京中胡濙手中，胡濙是太子少师，教育皇子，尤其是教育太子朱见澄的时候，绝对用得上。

王安石的失败，让大宋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三冗两积的机会，王安石的求荣得辱，在两宋一遍遍的上演着。

章惇、宗泽、岳飞、辛弃疾、虞允文等等名字在朱祁钰面前闪过。

朱祁钰谈到了王安石新政，自然是想要推行一些新政。

他手里有几种募集善款的好办法。

第一个就是发行国债，提高短期利息，扩大宝源局纳储的速度。

国债可以看做是钞法的一种，用一纸契约换取真金白银，等到国债期限到了承兑，实现朝廷和购买国债之人的双赢。

户部尚书沈不漏…沈翼对国债之事并不认同，他认为大明的财经事务前所未有的健康。

大明的国帑每年都有结余，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而且每年的结余越来越多，宝源局的投资也开始初露狰狞，每年几乎翻倍的上交利润，在沈翼看来，即便是陛下不南巡募集善款，也足够支持以工代赈了。

沈翼总觉得朝廷向民间借钱，有失体统，有损体面。

现在大明国帑，一个字：阔。

第二个办法，则是地产，大明在各州府县拥有极多的官舍，将这些官舍，按照朱祁钰在讲武堂聚贤阁外的水泥大别墅的标准建设，在配合地方特色加以社稷，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

第三个办法，则是彩票，这个彩票可以得到一股庞大的现金流，来补充大明因为以工代赈的巨大投入造成的财政压力。

三十六枚飞钱搏一搏五万银币。

十八枚飞钱可以购买一斤猪肉，大约等同于一分银，一两银子等于一百六十分银，五万银币等于八百万分银，等于八百万斤猪肉，等于一亿四千四百万飞钱，也就是十四万贯左右。

彩票这东西，在中原王朝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南宋的时候，就有关扑，卖的不是纸票，而是一种牌子，名叫笏，这玩法种类繁多，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赢钱，而后又扩展到了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等等，皆依约以价而扑之。

南宋实际上的都城临安，号称：“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蹴鞠。”

而宋高宗赵构，更是组建了两只皇家蹴鞠队，分为左右军，而民间则以俱乐部齐云社为主，经常组织全国性的蹴鞠大赛，这自然少不了关扑，售卖笏钱。

临安城粪霸赵构，自然不会放过这等赚钱的机会，赚的盆满钵满。

赵构当皇帝称职不称职不论，但赵构绝对是个合格的资本家。

这三种方式，无论朱祁钰用哪种，礼部尚书胡濙都能找出历史渊源来，为陛下的决策洗地，历史长些，大约就是这个好处，好事坏事，都能自古以来。

朱祁钰斟酌再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谦。

“陛下…这…”于谦呆滞的看着陛下，他终于明白了为何陛下好端端的说起了王安石变法事，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于谦斟酌了一番说道：“陛下啊，第三策臣以为为下下策，松江府旧院、应天府神乐仙都、京师东西斜巷胡同，都是游堕之民、黑恶集结之地，常常滋事，这关扑助长黑恶，致道德沦亡。”

“斗升小民本就困顿，关扑厚利，必然引起争相追捧，百姓本困顿，此策大行民生愈苦，臣以为不妥。”

在于谦看来，这第三策关扑彩票之事，是下下策，是亡国之策，会导致道德沦亡，万万不可。

“至于这第二策，臣以为乃是下策，李宾言请旨，请官舍改建为大明匠城，为各地官厂家眷院，襄王在贵州践行利柄，大明各州府若想不受制于人，再无这挟百姓以令州府事，则以利柄大行天下，臣以为方为正途。”

大明各州府县主佐贰官，不想站着把官儿给当了？

但是大明官员也没办法，不依靠地方缙绅宗族，连打折的正赋都收不齐，朝廷问罪，百姓叫苦连天。

利柄论之说，堪称国之良策，朝廷与地方，地方与缙绅争权，利柄二字可定胜负。

什么是权？不就是分配地位吗？

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占有劳动本体，怎么占据分配地位？

李宾言致力于匠城的建设，就是先行一步探探路，看看让士农工商的工匠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匠城就是工匠的合力的具体体现，而各州府县的大量官舍的确要改建，不过不是贩售，而是分配给工匠，建造集体性质的家眷院。

“至于陛下所言国债，臣不精通财经事务，倒是觉得并无不可。”于谦对于陛下的第一策，也摸不准。

在于谦看来，国债和宝源局纳储，只是在利钱上，有所区别，并无二致。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