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的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参考消息
愤怒的中年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十九岁的孙承宗前往河北易州参加学使考察。一天夜里，他无意间撞见一群隶卒百般刁难和勒索一位儒童。上前问明原因之后，孙承宗义愤填膺，当即便怒斥隶卒，为那名可怜的儒童解了围。此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巡抚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们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孙承宗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号、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参考消息
他的成功不能复制
孙承宗之所以在皇帝私人教师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除了家教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学生心理之外，他还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是从基层做起的，对政治、军事、民生等都有十分丰富的阅历，讲课时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趣味性很强；其次，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史载“声如鼓钟，殷动墙壁”，学生想打瞌睡都难；再次，他作为河北高阳人，虽然官话不是很标准，但高阳话咬字清楚，这就比他的同事浙江讲官钱象坤等人强多了。综上所述，也难怪朱由校最喜欢孙老师的课了，每次课后，他都会说自己“开窍了”。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儿。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却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就只能眺望宁远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又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共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字，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儿不存在，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以辽人守辽土。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手、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礌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召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参考消息
辽人能不能用？
所谓辽人，简单来讲，就是东北边疆的边民。明末在辽人能否为兵这个问题上，朝廷高层曾有过截然不同的判断：熊廷弼认为“辽人不可用”，孙承宗则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这两个主张看似矛盾，实际上却都符合实际情况。熊廷弼在任时，朝廷的控制力还在，辽人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只顾着逃亡，根本无心抵抗，明军中所招募的辽人，没多久就逃了个干干净净；等孙承宗上位时，后金已经控制了局势，努尔哈赤将当地汉民当成奴隶驱使，横加屠戮，于是辽人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各地多次爆发抗金斗争，朝廷对辽人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17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在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吏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资格。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参考消息
历史上的精锐骑兵
除了关宁铁骑和八旗骑兵外，历史上还有不少横绝一时的精锐骑兵部队。比较著名的有：光武帝刘秀横扫群雄时所倚重的“幽州突骑”、曹操手下的王牌“虎豹骑”、蜀国马超率领的“西凉铁骑”、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甲兵”、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创建的“铁鹞子”、金朝金兀手下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南宋名将岳飞手底下的“特种部队”“背嵬军”、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护卫兵团“怯薛军”，等等。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杜应魁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上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应该是对的。
关宁防线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浑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参考消息
家丁制度
明代弘治前后，军队中的将帅私养家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谓“家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仆人，说白了就是将帅防身御敌的私人武装。这些人经过严格的挑选，大都身强体壮、弓马娴熟，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待遇很高，衣食器械都由主人供给，双方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卫所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朝廷越来越倚重这些私人家丁。到了嘉靖中期，明廷开始由国家出饷，供养将帅私养的家丁，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些人当中混得好的，一般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有可能成为高级将领。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了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朝总兵的演进
明代的总兵，是个统称，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连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外，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参考消息
下棋下出来的兵法
毛文龙十分痴迷围棋，曾放言：“杀得北斗归南。”朋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行棋如决战，对垒若交锋，个中先天深意，谁能悟之？”他听说西湖净慈寺有个叫逍遥子的道士，精通棋道，便跑去请教。道士告诉他：“昔日马融曾有《围棋赋》；班固也作有《弈旨》之论；大战在即，谢安还能淡定自若地下棋，最后大败后秦；费出征前仍能全神贯注地对弈，后来果然击退魏军。这里面的玄机是讲也讲不完的，所谓兵法，都在棋里啊！”临别前，道士又送了他一本秘笈，毛文龙读后，如醍醐灌顶，遂领悟到了兵法的奥妙。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儿，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行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毛文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装，往脸上抹把土，没准儿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是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打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马，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参考消息
奇捷还是奇祸？
收复镇江，在王化贞看来是一次“奇捷”，他居然不跟熊廷弼打声招呼，就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对此，熊廷弼很是恼火，他认为毛文龙此举乃“奇祸”，非但无功，反而有罪。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军事部署还没有集结完毕，发动攻势过早，不仅会打乱原本的全盘部署，还会激怒后金，导致他们报复民众。由于毛文龙的举动迎合了辽人急欲收复失地的心理，再加上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都力挺王化贞，熊廷弼的意见根本没人支持。此后不久，果然发生了屠城事件。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了，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答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地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点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占金州。
四年五月，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后金国东偏。
同年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的，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崇焕的五个帮助者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此人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是托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毫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是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须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技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