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蒙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给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儿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地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在高拱看来，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地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去见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连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的性格与政治生涯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但听到的却是：

“先帝殡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

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地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变化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的唯一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高拱的仕途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蕃，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儿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嘉靖至隆庆年间的权力更迭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说，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综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儿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做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到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地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四同”结局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唆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张居正的统一战线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这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儿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儿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参考消息

混乱的徭役

隆庆六年，御史上奏：整个大明的户口管理已混乱不堪，里胥手里的黄册（即官方户口名册）根本不记载真正的人丁数量。钱粮税务，谁家给了；差役徭役，谁家没派，完全是根据豪绅的有钱程度来记录的。有钱的官绅贿赂里胥，逃税避役蔚然成风。而各地方官手中又有一套“白册”，记录各类人员的实情，明目张胆地把豪绅避开，强征平民的徭役。黄白册之分，就好比朝廷的明暗账一样，搅得黄册制度形同虚设。

一条鞭法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儿；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参考消息

禁用铜钱

要说发纸币，还是朱元璋起的这个头。洪武八年，朝廷下发纸钞，与铜制钱并行流通。到了洪武二十七年，官方又宣布即日起禁止使用铜制钱，改为全部使用纸钞。百姓不将铜制钱换成纸币的，轻者罚款，重则杀头。虽然朱元璋很有遏制贵金属流失的先见之明，但身边却没有什么懂经济的专业人才辅助他，这个方案出台后，民众开始大规模地私埋铜钱。迄今为止，从地底挖出来的洪武时期私藏铜制钱，已经突破了两万吨。

古代赋税的变迁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名中的两个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年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吗就干吗，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儿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5），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歉收，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为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确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了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敢惹？

蓟州边墙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待。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是因为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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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自主权

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都给过戚继光极大的支持，朝廷也授予戚继光极大的自主权，允许他自行决定兵器、军马的购买，甚至包括研发火器的权力。谭纶还建议给予戚继光守防全权，并在接任总兵职务后的三年练兵期内，不受以文制武的制度约束。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全体文官的集体攻击，迫于压力，隆庆下达了“和衷共济”的指示，让戚继光每年接受一次文官的检查。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儿浑，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工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