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还要送上礼物，有皮包，有衣服，还有购物卡，每次都是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的。

于艳梅每次出席回来，就对王一鸣提醒说：“这不好吧，我们接受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要犯错误的。”

王一鸣说：“有什么办法？你要在众人面前拒绝他们，或者推来推去，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信任他们。吃了喝了，又收了礼物，人家才放心。你要是不收，一场饭局也不参加，等到了换届的时候，他们给我打的考评，都是不及格的，到时候上级部门才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些厅局长们，也得罪不得啊，他们手中有选票啊，省部级干部的民意测验，主要就是这些人参加，你说我要是一个也不接触，谁的礼物也不收，谁的饭局也不参加，他们就认为，我看不起他们，到时候他们合伙和我对着干，我也难在西江省呆下去。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实在是没办法，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样你自己，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还怎么做事情？”

于艳梅说：“好吧，我们就是收了礼物，也不干非法的事情，这些包，可以拿来用，购物卡，还交给小龚，你们到了年底，用到那些穷孩子身上，这样我们没有坏良心，就是有人查了，我们也能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做官，可不能不知不觉的，成了贪官污吏，那样就是活着，也不安心啊！你看那些出事的官员，多可怜，自杀的自杀，被枪毙的枪毙，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活着不好吗！咱们不学他们。”

王一鸣说：“你就放心吧，我这是同流而不合污。不这样，考评通不过，在西江省就不能立下足，到时候灰溜溜的回北京，那多丢脸啊，见了赵老怎么说，他该说，我太没有政治智慧了。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于艳梅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要把握住，咱金钱方面不出事，男女关系方面也洁身自好，就没有大的污点了。”

王一鸣说：“放心吧，我会把握好的，我的抱负，还没有施展呢，就让我灰溜溜的走，我不甘心。”

休息了几天，看留在省城里，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了，王一鸣就向杨春风提出，自己要到最贫穷的地方，到那些边民那里，实际看一看情况，心里有数。在年底全省开扶贫开发会议的时候，也好有的放矢。

杨春风说：“好，是应该去看看，你先去探探路，等中央领导来了，我们好安排。每到年底，都有中央主要领导，来西江，以前我们安排的地点，他们都看过了，你这一次，可以选几个新点，如果合适，我们就把中央领导下一次往那里带，让他们也看一看西江最贫穷的地方，有了中央领导的指示，那些跟着的各个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就会在发放补助的时候，多给我们下发一些。他们大笔一挥，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到了我们这里，可以办不少事情了。”

王一鸣说：“好。”

于是让游金平联系了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团省委，省民政厅等各有关厅局，派员参加。

星期一上午，十几辆汽车，前面是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向边境的沿边市进发了。

沿边市的领导接到王一鸣要来边境考察的传真后，马上就组织人制定好了接待方案，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市委书记和市长，带着随员，早早的就等候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了。

王礼坐在王一鸣身旁，于艳梅嫌一家人都去，影响不好，就留在了省城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到了市里，先在宾馆里住下，下午三点，听了市委书记做的工作汇报，在市里看了看几家企业，都是轻车熟路的路线图，每有上级领导来考察了，当地的官员们，总会出于炫耀自己政绩的考虑，把当地最好的几家企业，作为标本，让上级领导看一看。

王一鸣这一次本来是考察扶贫开发的，他们也安排，因为这个是亮点，会对上级官员，留下好的印象。几家企业，有的是食品企业，有的是服装企业，有的是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生产经营都是最红火的。现在哪里，都能找出几家这样的企业，当地的官员们，也就是靠这一手，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他们害怕，上级领导来了，什么好的也没看，你就把他领到全市最贫穷的地区，那些穷的就差当掉裤子的边民那里，那对你的工作，有了这么一个印象，还能有你的好吗！所以，不管你是考察什么的，都让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是有亮点的，那些穷的边民，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一届领导可以解决完的。跟我的领导水平，没有关系。这样他们的官也就保住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汽车就往边境出发了。

越往边境走，公路越来越窄，路况越来越不好。到了大山深处，连找一块开阔地，都不好找了。两边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七月底的大山里，上午气温逐渐升起来，临近十一点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晒在身上，就非常烤人了。王礼坐在车里，感觉不到外面的温度，他感到非常好奇。路边偶尔经过的村民，都是戴着斗笠，穿着白色的长袖衣服，就那他们的脸上，也被周围的温度，烘烤的红彤彤的。当地人的皮肤，都是又黑又红，在房前屋后，看到的小孩子，皮肤晒得黑的快赶上非洲人了。

车子停稳后，大家下来，才知道是一个村委会的院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在路边等着了。

王一鸣下来，和当地的干部，一一握了手。大家徒步就往附近的几十户人家走去。村支部书记一边走，一边向王一鸣介绍整个村子的情况。

王一鸣问：“你们这里，平均年收入有多少了？”

村支书说：“去年向乡里报的，是650。就那还把村民每家每户养的鸡、养的羊都算上了，要是不算上这个，连500都不到。”

王一鸣问：“这么多钱，能生活吗？”

村支书说：“哪里够？连吃饭都不够。要是没有乡里的补助，每家每户，都过不去。打的那些包谷、稻谷，只够吃半年的。”

旁边跟着的乡长说：“我们给这些边民，从去年开始，都上了低保了，一个人一个月，有50块钱，每年还有一批大米。”

王一鸣说：“这个标准，还是太低了吧。”

乡长说：“没办法，乡里已经尽力了，财政困难，现在乡里光借的债，都有六百多万了。都是历年欠下的，现在每天到乡里要债的，都成堆，没办法，我们也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下去，就拖。”

王一鸣问：“怎么借了那么多钱？”

乡长说：“我也不完全清楚，反正一年一年，就累积下来了，有的是乡干部的集资款，有的是村民存在乡基金会的存款，后来基金会垮台了，账都是乡里背。还有的是建筑赊账，有一部分是吃喝费用。前任领导借的，调任了，就给后任领导留下来了。”

王一鸣问：“现在乡里有什么收入？”

乡长说：“不让乱收费了，各种提留也没有了，能够收上来的钱，只有一项计划生育罚款了。其他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花多少钱，都是县财政统一预算，乡里没有单独的预算了。有一些办公费，人头费，都是寅吃卯粮，日子过得轻松不了。”

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靠借债卖地过日子，对这个情况，王一鸣是知道的。因为国家自从在1994年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后，几乎所有的优良税种，中央政府都弄到手了，地方上效益好的国有大企业，税收也被收归了中央，而地方上，事情没有少，原来有好多可以收费的项目，都被中央明令取消了，财源一下子少了许多。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要干的活多，手中掌握的钱少。怎么办？城市政府还好点，因为手中有地，他们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独家经营，靠哄抬地价，卖地过日子。

到乡镇这一级，发达地区还好些，老少边穷地区，哪里有什么房地产开发，于是只好是捉襟见肘，靠借债过日子。王一鸣在部里时，就了解这些问题，现在的国家，是中央财大气粗，手中有花不完的钱，一个项目，几千亿。而地方上，就成了叫花子一个，到处是到北京跑项目要钱的。这是典型的头重脚轻。

说着话，就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连一个院子也没有，就是孤零零的两间屋子。王一鸣看那房屋，是用木板拼的，由于木板不规则，有的地方，露出有鸡蛋大小的洞。上面蓬着的是石棉瓦。这样的房屋，雨下得大了，也是挡不住的。到了冬天，更不挡风。甚至风刮的大了，屋顶就被掀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