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经通世务便能参透他们的“人道”，而道家要求执行人“致虚极，守静笃”，达到一种空灵而清虚的状态，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换句话说，儒家需要社会学家来治理社会，而道家则需要哲学家来治理社会，地球上又会有几个哲学家？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道德缺失，礼崩乐坏，应该拾起《论语》，重新粘合人心。《论语》自然可以治病救人，但人们是否可以打开身边已经落满灰尘的《道德经》，用《道德经》的力量整肃残局，收拾旧山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抛开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学理论，《道德经》中随处可见做人的大智慧，老子社会意义上的伟大，多半是指这一点，即教会后世身处红尘欲海的人们如何做人，下面挑几条著名的警言讲一下。

一、《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有志。”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就是老子讲的。为什么有些人表面上非常风光，最终仍难免失败的命运，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优点，当进不进，当退不退。

真正取得成功的人，往往是即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人们常说真正的强者能战胜自己，这既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人生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战胜自己未必能战胜敌人，但战胜敌人的一定能战胜自己。

二、《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不可否认的是，人性从本质上来说是属私的，所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由此引发的人间悲剧数不胜数。老子质问那些热衷名利而失节的人们：名利与生命哪个更重要？生命与财产哪个更重要？许多人都会言不由衷的回答：生命更重要，实际上一旦陷入名利是非圈，不经历大苦大痛是不会大彻大悟的。

老子善意的警告那些人：过于贪婪必定会付出比你所得到更多的人生代价！在这一章中，老子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人性真理：你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会越多（多藏必厚亡），任何意义的得失总是成正比的，有人不信老子的箴言，结果都在现实的中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几乎没有例外。做人不要太贪心，不要即得陇，复望蜀，“知足不辱”，足以为后世贪婪者戒！

三、《道德经》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

二十八千古一圣说老子下（5）

什么样的人在生活中最容易招致失败？答案是患得患失的人，即想得到，又怕失去，结果将什么也得不到，到头来空空如也。

老子所谓宠辱皆惊，主要还是指当事人对物质的态度过于自卑，对人生的严重不自信。古代有个人去拎着瓶子打酱油，结果不小心把瓶子打碎了，但他继续昂首前行。有人不解，问他酱油瓶子碎了，你怎么也不低头看一下？他的回答是：我看不看，瓶子都已经碎了，那我何必再看？

得到的一定是属于我的，失去的一定就不属于我的，即所谓得不足喜，失不足忧，这是一种淡定的境界。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前提是戒绝贪欲，患得患失，担心被打击报复，是因为想得到太多的物质利益，在利益江湖上，没有谁是干净的。

老子劝告那些贪婪的人们，“及我无身（身即“欲望”），吾有何患”，什么都不奢求，平平淡淡做人，就不怕招来灾难（天灾除外）。只是老子的谆谆善诱，却唤不起古往今来的物质追求者们，利字当头，谁愿意放弃？所以悲剧不断发生，但这恰好从反而证明了老子断言的伟大。

四、《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这一条既是军事术语，类似于《孙子兵法.兵势篇》所说的“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诱敌原则，也是饱含人生哲理的警句。

人们都知道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实际上老子同样提出了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相对论”。大自然有日有月、有阴有晴，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取有夺，任何一种事物的兴趣衰亡都是一个相对作用力的过程，这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利益无处不在，对手也无处不在，我们要时刻观察他们的表现，特别是那些笑里藏刀的对手。这些人在做有损于他人利益的事情时，往往会制造出一些假象迷惑人们，所以人们要从反方向去理解对手的行为，不要轻易上当。还有一些人在经济生活中为了骗取不义之财，往往会大张旗鼓的搞假排场，骗取别人的信任，这就符合老子说的“将欲弱之，必故强之”。

人们经常会把哲学看得高深而神秘，其实哲学并非“玄而又玄”，在普通的生活中时刻闪耀着哲学的光辉，老子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如果说《论语》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那么《道德经》就是一部人生百科全书，教会人们掌握斗争的哲学。从这个层面上讲，《道德经》之于普通人的意义，就相当于《孙子兵法》之于军事家的意义。

因为篇幅有限，老子的事情就讲到这里。

三家分晋始末

关于春秋时代的下限，在《序言》中曾经提到过，虽然分法有很多，但最主流的一种分法还是以发生于公元前403年的赵、韩、魏三家分晋为春秋与战国的年代界限。

这种分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定问题。众所周知，三国时代正式出现的标志是公元220年，魏王曹丕在洛阳废汉称帝，随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

问题在于，有谁会看没有吕布、关羽、孙策、周瑜、曹操、郭嘉，没有宛城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的三国？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都发生于公元220年之前。

三国鼎足的真正确立点是公元前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从此再无力南下，孙权守住江东，刘备据荆图益，终成三分天下。同理，虽然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颁诏天下，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诸侯，但之所以是这三家瓜分晋国，原因还在于公元458年那场著名的晋阳之战。

《春秋左氏传》的最后一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但左丘明却在正文结束之后突然插了一段四年后的后话，讲的就是晋阳之战的起因，可见《左传》实际上也认为晋阳之战是春秋的下限。

在不可思议的晋阳之战后，晋国第一大卿知氏的势力被赵、魏、韩三家瓜分，标志着曾经威震天下的晋国统治的彻底崩溃，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战国七雄时代也缓缓朝着历史的近处走来。

关于赵、魏、韩三家分晋并成为战国七雄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其实战国七雄本有可能成为战国五雄，赵、魏、韩三雄差点成为历史上的酱油客。晋国的百年世家知氏本来最有可能取代晋国单独称雄，结果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实力最强的知氏家族突遭经典逆转，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笑到最后的是赵、魏、韩，知氏却成了悲摧的酱油客。

先把与晋阳之战有关的各方势力简要地介绍一下，也就是常说的晋国六卿：

知氏，首任宗主是荀首，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荀首出任下军大夫。因荀首的封地在智（今山西永济北），是第一任知伯，史称知庄子。现任宗主是荀瑶，也就是待豫让如国士的那位知伯（即知襄子），荀瑶是荀首的六世孙。

中行氏，首任宗主是荀林父（荀首之兄），邲之战中的晋军最高统帅。因为荀林父主持的晋中军后来被改为中行，所以以中行为氏，荀林父史称中行桓子。最后一任宗主是荀寅，即中行文子。

范氏，首任宗主是士会，邲之战中任晋上军主将，士会是士蒍的孙子。士会本来受封于随，后改封于范，所以世称范氏。最后一任宗主是范吉射，晋国名相士鞅之子。

魏氏，首任宗主是魏绛，魏绛即晋文公五贤臣之一的魏犨之孙。魏氏本来封于毕，魏绛时改封于魏，所以称为魏氏。时任宗主是魏驹，也称魏桓子。闲插一句，后来为报荀瑶国士之恩的豫让和魏驹是同宗兄弟。

赵氏，堪称晋国第一大卿，首任宗主便是文公五贤臣之一的赵衰，执政晋国二十年的赵盾即赵衰之子。现任宗主是赵毋恤，也称赵襄子，即被豫让到处寻仇的那位赵家大爷。赵氏世系是（皆为父子）：赵成子赵衰——赵宣子赵盾——赵庄子赵朔——赵文子赵武——赵景叔赵成（未为宗主）——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毋恤。

韩氏，正式的首任宗主是韩虽然韩氏就封很早，但政治地位较低，转折点是韩献子韩厥被赵衰收养，后来平步青云，成为晋国的执政大卿，这标志韩氏正式成为晋国的顶尖豪门。时任宗主是韩康子韩虎。

除此之外，还有栾氏、先氏、原氏等一等大族，但历史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些曾经威赫一时的大族都无奈地躺在了历史长河的河床上，浮在河面上的，只有以上提到的六家。

之所以是这六家大卿主宰晋国政坛，一个重大标志是，从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66年）至晋定公三年（公元前509年）的五十八时间里，六家大卿轮流执政。

知氏：荀罃，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66年至公元前560年。

中行氏：荀偃，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54年。

范氏：士匄，执政七年，从公元前554年至公元前548年。

赵氏：赵武，执政八年，从公元前548年至公元前541年。

韩氏：韩起，执政二十八年，从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14年。

魏氏：魏舒，执政六年，从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509年。

除了韩宣子韩起执政长达不可思议的二十八年之外，其他诸家执政均在七年左右，大家都有肉吃，保证了各自家族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垄断。

按不成文的规定，某家的执政期结束后必须让位于其他家族。魏舒死后，由范献子士鞅执政九年（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501年），但自知氏宗主荀跞执政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荀跞执政九年（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493年）之后，由著名的赵简子赵鞅接位，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辉煌执政生涯。赵鞅在赵氏开国立基过程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是他夯实了赵氏在晋国的独特地位，相当于西晋王朝的实际创建者司马懿。

赵鞅于公元前475年去世之后，晋国大卿的位子应该出自中行、韩、魏三家。但接替赵鞅执政的，依然出自知家，就是晋国最后一位不是出自赵、魏、韩三家的执政者——大名鼎鼎的知伯知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