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猛对慕容垂的态度，王猛在潜意识中确实对慕容垂的到来产生了一种受压迫感，其实这是正常的。王猛出身草根，历尽千辛万苦才谋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出身高贵的慕容垂，并且受到天王苻坚的无上厚待，王猛在感情上不可能不受冲击。

王猛绝不是心胸狭窄之人，因为苻坚再怎么厚待慕容垂，那都是做给燕国看的，收拢燕国人心的意图非常明显，王猛的相位不可能被符坚换易。这一点，王苻慕容三人都清楚。王猛之所以几近发狂般的要赶走慕容垂，正如猴格所说的，慕容垂入秦，只是迫于慕容评的打击而入秦避难，一旦燕国形势有利于他，他肯定要回去。不过相比于慕容垂，王猛更担心的是阴鸷的姚苌，此人才是前秦最大的隐患，王猛久欲除之而不得其机会。

慕容垂为人相比于姚苌还算厚道，至少在苻坚兵败之后，没有加害苻坚，他只想恢复燕国的旧业。金刀计最厉害的一点是王猛意外的断送了鲜卑慕容氏的光明未来，本有机会成为一代雄主的慕容令被金刀计意外害死，慕容垂的家业无人继承。如果是慕容令vs拓跋珪，胜负真未可知。可偏偏拓跋珪的对手是饭桶般的慕容宝，胜负早已注定。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一言以蔽之：富民主义。

这是管仲比韩非看得更透的地方，特别是在《五辅篇》中，管仲讲了一段极富人性哲理的谈话，原文是“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社会安定与否，其实评判标准再简单不过，就是管仲所说的这个标准。

关于“欲”，儒家推崇仁义道德，强调个人对物欲的节制，而法家又推崇物质刺激，强调以利诱人，忽略了社会教化功能。管子是法家，但他的“法”属于轻法，因为管仲在强调人的动物性（追求物质）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社会性（仁义道德）。

儒家说性本善，法家说性本恶，都有道理，又都有偏颇之处，只看到了硬币的各一面。管仲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看到了硬币的两面。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是有物质欲望的，这是社会教化的基础。

《吕氏春秋.孟冬纪》对人性看的很清楚，“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荀子.国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物质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对于人的本能欲望所形成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因势利导，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百姓的欲望，而不是一味打压，这是非常愚蠢和危险。

只有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要，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的受官府统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教化，进而巩固统治。历代之所以兴，无不使民得其所欲；历代之所以亡，无不轻民欲，尽天下之财货以奉一人。

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是妥协。管仲所说的“民欲”，其实就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对物质的合理追求。

中下阶层是任何一个政权维护稳定的基础，满足了这部分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活的有尊严），社会是乱不起来的。不要动辄指责老百姓仇富，老百姓只要满足了自己并不多的物质需求，对富裕阶层最多只是羡慕，而不是嫉妒恨。

人的动物属性，决定了人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虽然百姓是被统治者，但他们可以决定一个政权是存在还是灭亡，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何才能实现强国富民，以安天下？管仲开出的药方是：

一、减轻对劳动者的压榨程度，即“薄赋敛”，让老百姓更多的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是让民致富最简单的办法。

二、减轻刑法，不论是肉刑还是死刑，都会减少青壮年劳动力，进一步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

三、建设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在乡间多设贤士，通过榜样的作用带动人心向善。

四、增加人口，这是执行第一、第二条政策后所产生的效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减少税收，财政怎么办？无论是政府开支，还是军事开支，以及社会教化，哪项不需要花钱？姜小白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反而要对民间征收房产税、树木税、甚至是六畜税，但都被管仲否决了。

姜小白有些不爽：“没钱，我吃什么？”

管仲笑了：“我们可以向大自然要效益。”管仲的原话是“唯官山海为可耳。”

所谓山海，指的就是铁和盐。齐国地处渤海之滨、黄海之侧，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而且境内多山，铁资源丰富。管仲敏锐地发现了矿产资源之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向大自然攫取财富，不是直接剪老百姓的羊毛，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即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扩展了政府财政，政治、经济皆得其利，可谓两全齐美之上策。

八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千古一相说管仲（中6）

当然，管仲提出的课盐铁之税，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特别是盐，盐与粮食一样，是人为了保持正常生存状态必须吃的，“无盐则肿”。而管仲的盐铁政策是官方绝对控制，垄断经营，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除非你想做白毛女或白毛男。

管仲给姜小白算了一笔账，一个成年男子每月吃五升半的盐，成年女人每月吃三升半，未成年人每月吃二升半。每升盐市价多收二钱，每月的国家收入能有二百万钱。一个千万人口的国家，每月的国家收入就能达到六千万钱。如果我们只征收税赋，那么征收范围只能限定在成年人，未成年人这块的收下我们就得不到了。向成年人征收税赋，每月我们只能收到三千万钱，比卖盐少了一半收入。如果要想通过税赋达到六千万的收入，就只能搜刮未成年人了，这势必引发百姓的不满，社会动荡。

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说管仲是绕着弯的搜刮民财，管仲这么做，实际上更体现他的爱民情怀。如果管仲贪百姓之财，大可以一方面加重百姓税赋，一方面再高价卖盐。反正无论提不提高税赋额度，老百姓都是要吃盐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说穿了，就是让老百姓手里有余钱买东西，这样才能刺激市场繁荣。如果老百姓的那点钱都被官府搜刮了去，或被套牢，拿不出钱买东西，市场只会进一步萎缩，进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

管仲的逻辑就是少征收税赋，让老百姓多积蓄，然后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国家专营的商品，如盐铁。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有了收入，老百姓手上还有大量余钱。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会从政府设置的官商那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扩展生产规模，提高生活质量，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上面讲的是管仲的经济思想，但具体如何实施？管仲也给出了答案，就是著名的“士农工商，各行其业”，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社会生产体系进行细致分工的记载。

人不是万能的，总要有个专长，不可能即会写文章、种地，又会打铁、纺织、做生意，所以社会生产就有了明确的分工。管仲提出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求士、农、工、商各自形成了一个圈子，互相之间不跨行，这样才能形成产业优势，

虽然士与农的地位排在工与商的前面，但齐国的经济支持产业却是“工”，主要是纺织品。《汉书.地理志》对此有明确记载：“（自管仲经济改革之后，齐国的）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唐人颜师古在这一条后注释：“言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来自齐国的纺织品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这份功劳，主要是管仲的。

如果没有合理成熟的商贸运营体系，再好的商品也要烂掉。管仲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有意识的将商人出国经商置于自己的经济外交战理论之下，通过经济战打跨诸国的经济体系，使之在经济上失去与齐国对抗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加速齐国的称霸事业。管仲的对外贸易是有选择的，理论根据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敌国缺少什么商品，我们就制造大量这样的商品，实行价格垄断，逼着你出高价买我的商品。有哲人说过，控制敌国的政治，不如控制敌国的经济，一旦齐国的商品填满了各国的市场，天下尽在管仲掌中！?

在鼓励本国商人出国经商的同时，管仲还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商人来齐国进行贸易。管仲规定，凡外国商人，来齐国交易一车商品，齐国政府会给他提供饮食住需；拉三车商品，政府会给他的马匹提供草料；拉五车商品，政府会提供五人的专门服务。看到来齐国经商有厚利可图，各国商人潮水般拥向齐国，“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的商品贸易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