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峨亲自端着肉糜粥进来，对王渊说：“过几日便是上巳节，靳夫人（金罍之妻）邀我们一家去郊外踏青。你可走得开？”

  王渊涂改着稿件，点头道：“去吧，很久没走动了。”

  黄峨又说：“靳夫人之意，是想将她家的媛儿，许配给骐儿（王骐）为妻。”

  “骐儿已满十七岁，确实应该张罗婚事，”王渊说道，“可趁上巳节踏青，让小儿女们自己聊聊，若是情投意合便可遣媒人提亲。若他们哪个早有心上人，也不要一味强迫，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省得。”黄峨随手拿起几张书稿，入眼却是《国富论》三字。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王渊在高中时囫囵读过，依稀记得某些概括内容，但细节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反倒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什么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剩余价值……这些东西王渊记得更清楚，他曾经高中分班到文科，老师上课都有讲过的，只因背书背得头大无比，学着学着又跑去读理科。

  王渊现在写的这本《国富论》，部分来自亚当斯密，部分来自马克思，部分来自穿越前的各种阅读，部分来自穿越后的为政经验，堪称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大杂烩。

  黄峨翻开第一章【绪论】，只见稿子写道：

  “国之度，民之用，皆劳作而得。若废生产劳作，国无税赋可支，民无衣食可活，未闻世间有不劳而获之事也……劳作有序，分配有度，则国富民强；劳作无序，分配无度，则国贫民弱。”

  “工匠造物，农户耕种，可称劳作。商贾货通有无，学者著书立说，亦可称劳作耳。”

  “劳作生产，须有人与物，二者缺一不可，此谓‘生产资料’。欲得粮食，须有人耕种，亦须有土地、种子、农具之类……”

  “人，可称‘生产者’。创造财富之多寡能力，可借物理学属于而强名之，谓‘生产力’也。推而大之，以工厂拟人，以国家拟人。则可论及‘工厂之生产力’、‘国家之生产力’。”

  “一妇人以旧式纺车织布，昼夜可得几尺？若以新式纺车织布，得布数倍之。若以蒸汽机织布，得布百倍之。生产者人数不变，而所得财货骤增，此谓生产力之提高也。”

  “若欲提高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只得其一。生产工具为物，为‘生产资料’，人亦‘生产资料’也。是问，可改进人否？必可改进之！”

  “一书生，一老农，同耕一亩地，谁得粮食较多？一农户，一盐户，同煮一锅卤，谁得盐教多？人有专精，此生产技能之别。提高生产技能，亦可提高生产力。”

  “又问，兴修宫室城墙，为何当设督造官？乃分工劳作也，不使役工闲之，不使石匠做瓦匠活耳。生产力愈高，则分工愈细化，后文将详而论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若劳无所得，则必怠工懒散。大明工匠，为官府服役，必得过且过；为自家谋生，则辛劳勤奋。灶户亦然，煮正盐懈怠，煮余盐积极，皆因正盐无利可图，余盐乃妻儿生计所依。此谓生产积极性，大明户籍之别，乃生产力之一大桎梏。”

  “究其所因，分配不均也！”

  “推及天下，百姓耕作，得衣保食，朝廷征收，可支国用。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若海内百业旺，国库尚空虚，此分配之大弊也。财富何匿？权贵、士绅、豪强、商贾，上夺国之计，下夺民之利也。”

  “由此可知，国富民强之策有三：其一，政令通畅，分配有序；其二，发展知识，推广技能，提高生产力；其三，逐步取消户籍之分，逐步允许游民存在，尽最大可能解放生产力……”

  绪论看完，黄峨再看第一章正文。

  迎面一大堆名词阐述，商品、货币、劳动、分工、市场、资本、生产力、生产资料之类，看得黄峨不由发笑：“你这是要致仕做商贾吗？”

  王渊说道：“我在写一本君臣必读之书，此书学问经世济民，可称之为‘经济学’。”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经济学便自然产生，只是一直没有形成专门学问。

  西方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应该是古希腊的《经济论》，作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专门论述奴隶主家庭经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有一些经济学思想。

  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物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本身固有的，一种是交换产生的。这个思想，后来被亚当斯密发展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只剩下神学，经济学成为神学的一部分，能发展成什么鬼样子可想而知。

  至于中国，诸子百家皆有经济学思想，荀子还专门著有一篇《国富》，并影响接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荀子以农为本，提倡“重本”治国，同时又肯定工商业的作用，但必须对商贾进行必要限制。他认为富国必须富民，达到上下俱富，从汉代起成为主流，只不过“富民”经常被搞得走样。

  法家也差不多，富国强兵，重本抑末。但是，商鞅和韩非主张“强国弱民”，只给百姓保留基本财富，而且疯狂打击工商业。

  而道家嘛，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运行。

  王渊这本大杂烩《国富论》，主要思想只有三个：国家有限干预；提升科技，细化分工；解放社会人力资源。

  细节方面，提出并阐述各种经济学名词，简单论述历代各朝的经济问题。着重阐述明初建国时的经济环境，与正德、绍丰两朝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别，便是不同时期应当用不同的经济政策。而在不同的省份，也该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至于更深入的内容，王渊写不出来，就算能写出来，读者也无法理解。因为大明的社会经济，还在资本主义萌芽当中，许多益处和弊端都还未显露出来。

  当然，王渊还重点讨论了棉吃人、丝吃人的问题。

  山东大量农田改种棉花，江南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如今已形成北棉南桑的经济局势。如此不但导致地域性粮荒，而且商业大兴加剧土地兼并，富户通过合法手段并购土地。就各省鱼鳞册变化来看，山东、浙江、南直隶三省，这几年的土地兼并异常严重，个别豪商巨贾已经聚得百万亩土地。

  由此产生大量失地农民，一些成为佃户，一些成为游民。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运输、码头和工厂工人急剧增多，海外移民和商船水手也大量增加。各地方官员，应该加快“游民册”的制定，给这些游民一个合法的身份，不能再将其视为流民，否则久必生乱。

  整本书字数不多，只有四万多字，王渊却足足写了一年半。

  乾清宫。

  随侍太监捧着一本手抄线装书说：“陛下，这是太傅献上的新书稿。”

  朱载堻好奇的接过来一看，《国富论》的书名就让他精神大振。绪论只是概括，已令小皇帝感觉新奇，正文的细节阐述更让他茅塞顿开。

  仅一个社会分工，王渊就写了近万字，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经济思想。

  儒家一向提倡重农抑商，王渊却将土地和粮食，也归为生产资料和商品，甚至土地也是一种商品。

  花费好几天时间读完，朱载堻叹息说：“吾知先生为何宣扬物理学了，物理门人研究万物之理，可以制造更优良的机器。如此，便可提高生产效率，也可细化社会分工，以更少的劳动力产出更多的财富。先生亦未违背儒家圣贤之言，国富第一策，便是要政令通畅，朝廷干涉经济运转，以保障小民之生存。来人……”

  “陛下，奴婢在呢。”随侍太监躬身道。

  朱载堻说：“着令司礼监经厂，印五千本太傅新书，分发给天下官员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