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堂上文易也只是说了一些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惠民技术只是提了一句就一笔带过。

不是不重视，而是朝堂本来就是确定大政方针的地方，不适合用来探讨技术问题。

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会事儿，接下来要重点推广，你们都重视一点。

细节问题就要等到早朝结束，抽时间把相关人员叫到一起具体商量。

早朝临结束的时候，文易又对官员认命做出了调整。

比如魏然从枢密院转入兵部担任郎中。他属于样样都懂一点，但样样都不精。

让他带兵打仗问题很大，但去兵部负责后勤工作最合适不过。

如果不是年龄不够直接就担任侍郎了，先挂个郎中职务慢慢锻炼吧，过几年再慢慢升迁。

古义提拔为礼部侍郎，实际主持礼部事务。

还有一些调整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次职务调动倒不是为了提防谁分谁的权，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制度。

之前很多职务都是空着的，或者一人身兼数职，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长久。

随着发展慢慢提拔更多的官员，最后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必然的结果。

至于下面的人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文易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感受就不做调整。

早朝结束，文易召见了薛大元、莫俊等人，把蚯蚓养鸡、沤肥等技术告诉他们，让他们全国推广。

熬硝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拉下，他给出的理由是硝可以用来当药材，也可以用来硝制皮革，自己用不完还能当商品卖给北方的草原人。

而且熬硝是个比较简单的活儿，利用零碎时间，老人、妇女和孩子都能做。

是个给百姓增加收入的机会，能改善百姓的生活。

这个年代的人根本就没有火药的概念，再加上这个建议是和蚯蚓养鸡、沤肥一起提出来的。

他们并没有产生怀疑，只以为这个点子也是文易巡查时候总结出来的惠民之策。

还盛赞文易为民着想，是个明君。

处理完政务，文易又宣见了郭吉廷。

两人在宫中谈了许久，没人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只知道第二天文易就对御史台做出了改革。

首先是认命郭吉廷为御史中丞，实际掌管御史台事务。

众人都很惊讶，他们知道文易想重用这个人，但也没想到会直接就让他执掌御史台。

不过身为开国君主文易向来是乾纲独断，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决定。

而且御史台虽然是名义上的四大机构之一，监察百官，听起来权力很大。

实际上除了风闻奏事没有任何实权，郭吉廷在这个位置上并不能妨碍大家。

所以这项认命就这样通过了。

（四大机构：枢密院[军]、三省[政]、法院[法]和御史台[监察]，前文说过。）

但很快大家就知道自己太乐观，因为文易的下一条命令就是增加御史台的权柄。

赋予御史台对特殊案件的审理权。

什么叫特殊案件？说白了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

有审理权和没有审理权的御史台，完全就是两个部门。

有了特殊案件审理权，御史台就从原本只会‘嗡嗡叫’的蚊子，变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

薛大元、甘宪等人都对此保持了沉默，中低级官员纵使有怨言也不敢冲着文易去，只能把枪口对准郭吉廷。

简直就是害群之马搅屎棍，大王这么做肯定是他进的谗言。

而这也正是文易想要见到的。

郭吉廷从一出场就不光彩，现在更是成为大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以后他能仰仗的只有文易。

否则在唐国没有他的立锥之地，甚至会死无葬身之地。

郭吉廷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上任第二天就上奏弹劾了十几个官员失职。

虽然文易没有处置，但也足以震慑众人。

第三天他再次上奏，目标直指各城的总管和营团级以上将领。

按照传统规矩，作为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他们要把家人放在京城。

或是嫡长子，或是父母，总之要有一个重量级的家人在京中为质。

可是唐国的高级官员和将领没有遵守这个规矩，阆湖的张鸿妻儿老小全在阆湖。

肖柏山的妻儿也都在晋安县城……将领中的贺方、武横父母妻儿也都在晋安县城……

你们不送质子进京，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啊？

文易大怒，当场斥责郭吉廷危言耸听，并警告他不要再挑拨君臣关系。

可是郭吉廷表现的非常强硬，自己把乌纱帽摘了下来，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唐国长治久安绝无私心，让文易不要感情用事云云。

把文易气的当场罢朝。

这还是唐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可是事后没多久张鸿、肖柏山、王幼鲲、严席、贺方、武横等人纷纷上书请罪，并把家人送入梦启城。

文易一边说使不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别受风言风语的影响。一边在城中划出一个坊，作为官员和这些人质的居住地。

这还不算完，郭吉廷马上又烧起了第三把火，把御史台的御史们分成数个小组，去监察地方。

而且要求必须查出问题，查不出问题就说明你这个御史有问题。是自己倒霉还是别人倒霉，你自己看着办。

一时间最清闲的御史们变成了最辛苦的人，不只是他们有怨言，别的官员怨言更大。

以前上班还能划划水，偶尔还能腐败腐败，偷偷的在百姓面前耍耍威风，现在统统不行了。

被抓住最轻也是个处分，严重了可能要丢官，再严重判刑都有可能。

一时间搞的唐国风声鹤唳，官吏怨声载道。

弹劾郭吉廷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飞入王宫，但都被文易留中不发。

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就去找薛大元、甘宪、莫俊、柴犇这些大佬诉苦，让他们想办法治一治这个郭吉廷。

但薛大元几人很清楚源头在哪里，不敢蹚这个浑水，都表示他们也管不了。

尤其是甘宪，虽然对郭吉廷的为人很是不屑，但对于他做的事情非常支持。

他早就知道唐国官场懈怠之风严重，只是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无暇分心管理。

现在文易找了个人把御史台这摊子事情管起来，他打心底里感到高兴。

对那些来找他的官员，他毫不客气的道：人家也是在依法办事，你们不想被抓住把柄，就严格约束自己，犯了事儿被抓那就是活该。

官吏们眼见求助无门，只能做出改变。

收起懒散的心思认真做事，也不敢再轻易的耍官威，唐国的吏治环境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感触最深的还是百姓，他们突然发现官吏们更和善了，办事效率也更高了。

这种高压政策延续了差不多有三个月，才逐渐放宽松了一些。

百官都松了一口气，这一波终于撑过去了，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都要受不了了。

经历过高压治理的官吏们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放宽后的监察环境，还是比最早的时候要严格了好几倍。

这时候就该鲁迅先生出场了，人都是喜欢折衷的。

如果一开始告诉百官，我们的监察环境太松懈了，要给大家加压到五十。

大家肯定不同意。

可是直接加压到一百，然后再回调到五十，他们就会觉得好轻松啊。五十好，我们喜欢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