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惠民从来没有想过，国土部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因为这种做法已经存在多年，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但江寒这么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他才感到国土部有些欺负人了。

与绿城东区规划同时批复的还有南方省份的几个市，他们动作快，上货多，中上在国土部也有人，土地手续办理就快。

而河洛省呢，胆子不够大，平时与国土部部门有关司局走动不多，所以就这么一直拖着。

一方面，土地问题一直久拖不办，另一方面，省、市两级又催得上火，于是绿城东区就开始动工。

哪知道这件事先让央台给盯上了，他们不管什么前因后果，他们就抓住一条：这些土地没手续，你们是在耕地上搞建设。

随后，事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河洛省、绿城市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改问责风暴，几名副省级干部受到处分、遭到撤职。

张思浔又道：“江书记，我知道在不少地方流行一种说法，叫做：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您觉得这句话，究竟是坊间的戏言，还是真实的存在？”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个当然存在，当然，只是在少数部门存在。”江寒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说到这里，安惠民感到差不多了，很多话点到为止，不能太过深入。

但是江寒居然不顾有旁人在场，就这个话题继续与张思浔“摆龙门阵”。

江寒说，公权力是来源于公的权力，来之于公，用之于公，这才是公权力的本质属性。公权力姓公，而不姓私，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最起码的道理虽然人人都明白，但实践中仍然时有发生公权力异化的现象。

特别是一些位高权重的部门，做得十分明显。其他的弱势部门也有样学样，把手中那点权力用到极致。

多年的体制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绕过政府把权力直接赋予给部门。政府既不是赋予权力者，也不是权力行使者，还不是权力配置改变者。形成强部门弱政府的格局。没有具体权力的政府，怎么发挥其领导者和监督者的作用呢？这是权力部门化的根源。

“权力部门化，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部门之间争权夺利。二是部门系统一体化。三是立法的部门化。”

部门之间争权夺利，以邻为壑，坚决不让其他部门染指自己的领域，保住自己的“蛋糕”不能让其他部门来切分。就以成立最晚的国家旅游局来讲，总得有业务吧，但是风景名胜区归住建部门管，水利风景区归水利部门管，酒店归商务部门管，航空归民航部门管，拿出的职能方案遭到了各个部门的抵制。

因为这个职能方案动了他人的奶酪。

各个部门都不想把手中的阵地给丢掉，否则就会被本部门、本地业视为“罪人”，至少是被大家认为是个没啥本事的软蛋。

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姓何，其父亲是老一辈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说话硬气得很，本身把他安排为旅游局长就已经让他不满了，几句话一怼，有关领导强行把各类景区、酒店的管理权限从其他部门划拉给了国家旅游局。

后来，尽管各级花了很多的力气通过机构改革来整合部门权力关系，但客观地说，效果并不好，而且成本极高。

所谓的部门系统一体化，就是指部门的上下级关系、系统垂直关系被不断强化，形成了利益联结共同体。经常有人说“天下什么什么部门是一家”。部门、系统内部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结构上、人财物安排上自成一体，为的就是构筑一种护城河，防止其他部门觊觎。

江寒重点谈到了立法部门化的问题。

在一些部门的立法中，把对本部门、本行业有利的条款作为不能动的东西。在立法讨论的过程中，不管专家如何说，哪怕是删除其他的东西，也不能把这些条款给动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把部门利益变成法律法规的条文，他们与人大法制委、法工委据理力争，或者是与他们喝大酒，从而提升部门的地位，扩大部门的影响。

比如说，只要出现一个新的事物，不属于过去任何一个传统行业，也就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管理。

但是，在我们国家，这种新事物、新组织绝对不会让你留白，一定有人来管，一定有不少部门像恶狼一样扑上来。

谁下手早，谁就能抢占更大的地盘，争得更多的利益。

而后就通过法律法规和行业条例的方式把他们的利益固定下来。

但是，立法机关面对找上门来的众多部门，怎么办？谁也不能得罪呀，于是就和稀泥：你们都立法！从本行业的职责和权力出来分头立法。

比如说，某个景区，前面挂着n多的牌子：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每一块牌子后面都对着着一个法律法规和条例，每一个条例后面都暗含着部门利益。

如果这个景区不善于公关，不善于与各种部门打交道，一年到头就要迎接无穷无尽的检查、无休无止的视察，报送各种没什么卵用的数据和表格。

几乎每一个部门条例都要求你这个景区做规划，并且是三到五年还要复核一次，否则就要摘牌子，实施各种处罚。

于是景区几乎年年都在做规划。

有人说，如果各地的政府部门砍掉一半，市场的枷锁就会少一半，经济发展就会加倍繁荣。

“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就是让本部门获权，让企业等服务对象为难。其具体表现是：部门权力的绝对化和当事人权利的模糊化。如规定当事人必须在多长期限内递交申请书，过期无效。但却不限定自己部门审批的期限，等等。”

“比如说，国土部门在收回土地时，什么手续都不用办，自然就成了他们可以牢牢把控的耕地。而地方按规划报批的土地变更，他们却无限期地拖延，因为他们没有限定自己的审批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