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从清末抵制美货起,再到“胶澳事变”排日,美国高层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浪潮心有余悸,他们担心若不愿做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www.//而且由于现在美国输入中国的产品以汽车、机器等高端产品为主,受众较少,提高关税税率不但影响不大,反而容易博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同时,因我国于胶澳事变期间的表现,美国政府方才决定支持我国,以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势头,从而稳定远东国际秩序。因此,我方保持强硬态度,坚守关税自主以及治外法权的既有立场,才有了现在的良好收效。”
看着坐在办公桌后的总理,陆征祥轻声解释着,然后又把声音稍微放底。
“尽管总理已经说服朱尔典,向其晓以利害,迫使其承认现实,与我国展开谈判,但是其是却要维护其在华老大的地位。要想迫其就范,必须与列强一家家单谈,借以孤立英国,因此,经过同少川的商量,我们才会在关税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中断与其谈判,从而孤立英国,造成强硬的表象。”
尽管早已同总理进行了勾通,但是深知总理“迅速签约”的意图,所以他才会在谈判刚一中止,就赶到国务院向总理解释清楚,以免生出误会,现在“特别外交委员会”是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作为一名外交官,陆征祥深知如果没有总理的支持,或许修订新约就会面临轰烈开场、惨淡结束。
“同英国的谈判暂时放上一放,这是咱们之前拍板定下的外交策略。先同法国谈判,然后再同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谈判,等到咱们把这些国家都攻下来了。英国人也就急了!到时候他们自然会作出让步。”
在办公室内,听着陆征祥的汇报,尽管对现在的谈判进展有些心急,但李子诚还是没有露出逼迫的样子,尽管他迫切需要重订新约的成果为国务院增加声望,以便在未来的一系列大动作中奠定声名,但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
在美国那边已经有些失误,可那是第一个,现在。就交给特别外交委员会吧!
“子次,重订新约,你只要遵守一个原则就行,我们需要收回的权力要一个不少的收回来,至于治外法权的底线,只要不超过美国。都可以接受,而在租界上……”
沉默片刻。知道这件事牵涉甚广的李子诚明白,想直接收回恐怕会非常困难,除非……
“总理。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只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这时顾维钧适当的提醒了一句,面对顾维钧的提醒,李子诚只是笑了笑。对于各国在华特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条约科曾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至于租界,他们也曾根据各国法律条文进行比对,所以,也算是有所了解。
“对于租界,咱们要坚持司法管辖权、警务权、军事权、税务权,这四权必须要收回,至于收回租界嘛……”
冷笑着,李子诚并没有说什么,先把硬性权力收回,只要把硬性权力收回来了,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在租界上,英国人的利益重大,法国人的利益也差不到那里去,咱们要保证这四权收回,至于其它嘛,不要担心,山人自有妙计!”
说话的功夫,李子诚便从桌上拿起一本便签,随手写了几句话,写完全便按了通往办公室外的电铃,几秒钟后张一麟走了进来。
“总理,有什么吩咐?”
“这里有一件机要电报,你现在就给藕初发过去,以公司机要发过去,他知道怎么办!”
说着,李子诚便递出了那张纸条,尽管对于纸条上的内容很是好奇,但是听总理提到是公司机要,无论是陆征祥还是顾维钧都知道不方便过问。
现在总理虽说是国务总理,但是作为六合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处理国务的同时,还需要过问公司的事物,而其与公司的联系都是通过国务院内设的专用电台。
看着他们两人似乎有些好奇,李子诚却是微笑不语,只是叮嘱他们道。
“你们继续按照这个底线去和各国交涉,至于其它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总之还是那句话,你们需要什么,我给你们,有什么难题交给我,至于外界的指责,我来担!”
半个小时后,在连云港的六合大厦,在六合公司十六楼的办公室中,六公司的总经理穆湘玥坐在一把皮扶手椅上,他又瞥了一下分钟前刚送来的密件,一看密件的封口,他便知道这是总理也是公司的董事长发来的电报,自从董事长到京城任职之后,他对公司的指挥便通过电报,每天平均都有十数封电报往来,幸好那里公司的内设电台,否则仅只是电报往来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打开秘件,原是以为董事长是在经营上作什么训示的穆湘玥却是一愣,他反复看着信中的内容,过了好一会方才轻声说:
“我的天!”
可却没有人答应他,这间办公室内只有他自己。
十几分钟后,穆湘玥再一次大步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又坐在桌旁那张豪华的皮椅上,对着桌上的那份机密电报瞥了一眼。那份电报的内容非常简单,是一个“经营性”的电报,电报要求他,在全国范围内收购租界用地,当然并不是向租界当局“租用土地”,而是向那些原地主收购租界已租用地。
或许对于其它人来说,似乎看不到这背后有什么意图,而那些租界用地向百姓租用时,最早的上海租界不过一年一千五百文。高者不过每年十数两白银,对于任何一个生意人来说,收购那些租界用地。似乎真没有什么益处,只会占用大量的资金。
“花大笔钱置下一份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
顶多也就是如此了。
可对于坐在椅子上的穆湘玥来说,他却看到了这背后的深意,尤其是总理的指示非常清楚,不要直接通过公司,尽可能的通过其它人出面,尤其是那引些“置业”的暴发户出面,如果说总理只是看上了“铁杆庄稼的旱涝保收”,那可真是荒谬可笑的。
“租界!”
结合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穆湘玥便随手在便笺簿写了两个字,他可以猜出总理怎么做,他是想用“商业”上的手腕把租界收回,这样不会引起任何外交风波!
在陇海铁路用地征地的过程中,公司早就积累了一套“征地”办法,而且也有一支能够熟练的在商业范围内使用任何合法手段获得土地的人才。总理把这件事交给公司,也算是交对了人。即便是租界恐怕也没有公司在征地时碰到的问题多。
全国的租界那么,如果全完收购的话,那也仍然有……在纸上默默的计算着开支。穆湘玥又仰身靠着椅子,并且轻轻皱起了眉头。
“尽然需要这么多开支?”
或许那些租金看似不高,或许租界的范围看似不广,但是像所有的收购事物一样,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价格。而对于租界用地那种在百姓眼中“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想要顺利收购,却需要给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只是微微一算,穆湘玥还是被全国范围内的租界收购开支吓了一跳。
算出一个基本数字后,他俯身向前,按了一下电铃,门外的秘书很快便走了进来。
“方秘书,把这封电报发给总理,你亲自等着电报。”
20分钟后方秘书回来了。他的手中拿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很简单。
“同意你的方案,所需资金由公司暂时垫付!”
看着电报上的内容,穆湘玥先是一愣,随后又是一笑,这会董事长又站到了他的“位置”上,于是他便拿起笔,直接在电报纸上写到。
“公司需总收益40%作为手续费!”
接着他又把电报纸递给方秘书。
“把电报发出后,请六合地产公司的陈经理过来一趟。”
在方秘书欲走出去的时候,穆湘玥又补充一句。
“还有,把公司保安部的魏部长请过来!”
这件事,并不能仅依靠公司通过正常渠道收购,对于一些业务来说,需要一些其它的手段的配合一二。
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都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军舰飘着各种各样的国旗,几乎让人忘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几乎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每每站在码头上,都心情灰暗,只能暗暗摇头。
刘鸿生同样也是如此,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年前他才会辞去开平矿务局买办一职,转而跑到连云港,同陇海铁路公司商讨代销两淮煤的代理权,而当时,淮北的烈山煤矿刚刚出煤,淮南的九龙岗煤矿甚至还未动工。
不过先知先觉总能让人获得成功,在此之前,整个长江下游用的都是开平煤或日本煤,而开平煤在秦皇岛交货每吨6两银子,运费34两,到上海成本910两,销价为14两左右。而烈山煤于连云港交货价6两,运费在1两左右,到上海成本不过7两,淮南煤于淮河畔码头交货,每吨5两,运费1.5两左右。相比于开平煤,即便是以低价销费,每吨利润亦远超过开平煤。
不过对于刘鸿生而言,最让他得意的却还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不是在短短两年时间,他为自己赚到了两百多万两银子,而是成功的把日本煤挤出了长江中下游市场。
天然资源稀缺的日本,煤炭的储存量却是相当丰富。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煤炭产业作为“殖产兴业”的重要一环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内成熟的煤炭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的明治时期,日本煤炭主要销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在日本煤炭的输出额仅次于生丝和棉丝,而在一战前,煤炭是日本政府用于创汇的重要战略输出品之一。
而同样是煤炭储存大国的中国,19世纪后半期煤炭产业发展缓慢,国内所需煤炭主要依靠进口,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煤炭。在五口通商之后,海外煤炭就开始输入中国沿海各开港城市。19世纪50—60年代输入中国煤炭市场较多的主要是英国煤和澳洲煤。1866年,日本煤首次出现在上海煤炭市场。
进入70年代,随着日本煤炭产业的发展,日本煤除满足国内需求之外开始大量销往以上海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随着日本煤输入量的迅速增加,在上海市场日本煤分别在1870年和1873年超过了英国煤和澳洲煤。1874年,日本煤的输入量接近6万吨,日本煤确立了在上海煤炭市场的优势地位。进入80年代,日本煤输入量继续增加,1880年至1910年30年内,日本煤的输入量始终占到上海煤炭总量的80%以上,1890年日本煤炭的输入量甚至达到总量的90%,日本煤完全垄断了上海市场。而日本煤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又远非他国所能相比。日本煤占上海煤炭需求的十分之八。
几乎是在刘鸿生将第一批三千吨煤炭运往上海,垄断着上海煤炭供应的日本煤业会社即意识到烈山煤对其业务的冲击,那些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每年多达两百万吨的煤炭市场。随之与刘鸿生开办的“刘氏煤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
在那场竞争展开之前,日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中国煤炭市场,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距离中国最近,普遍采用机械开采、成本低,因而能够大量运到中国倾销。而日本煤业会社之所以会对陇海煤业持以警惕,原因不仅在于其距离上海最近,而在于其采用美国进口采煤机械进行机械采煤,别一方面是其两淮煤矿的五年规划产业超过千万吨。
为了确保上海市场,这一日本煤炭的海外最大市场不失。几乎是在刘鸿生将烈山煤矿的煤运往上海的第一时间,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日本煤在日本的离岸价是每吨5.6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吨3.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吨8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吨就要亏损白银1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商业战争。
当时刘鸿生在应对竞争的同时。又亲自跑到连云港,寻求公司的支持。尽管当时两淮煤矿刚刚投产,远未达到设计产能,但是公司还是决定和日商争夺上海市场以及长江下游市。随之在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淮北无烟煤每吨的售价12.5两白银降到7.5两白银,淮南烟煤的售价从11.5两降到了6.2两。
由于淮北无烟煤、淮南烟煤质量远优于日本煤,再加上价格优势,而且随着煤矿不断扩建。使得生产质量不断降低,原本的“微利竞争”变成了“利润竞争”所以最后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尽管日商倾销期间得到政府补贴,但竞争持续一年后,面对每年多达数百万日元的损失,无论是日商亦或是其政府,最终只能放弃上海市场以及长江中下游市场。
而正是在这场竞争之中,刘鸿生成为了上海甚至长江中下游有名的“煤炭大王”,在短短三年间积累了多达两三百万两的财富。
“欧战后,国内实业兴起,实业兴,而动力旺,现在国内煤需日涨,上个月牛庄进口了11.5万吨日本煤,芝罘输入了15万吨,现在,全国一个年至少要进口300万吨日本煤,日本煤兴,则中国煤衰!”
在“鸿生煤业公司”的顶楼办公室内,刘鸿生一边给程彭年倒着茶,一边道出他的想法。
“你知道,现在上海商界提及当年和日商竞争的时候,都说我刘鸿生有魄力,可他们那知道,当年若是没总理的支持,我刘鸿生的那几千两银子又岂能撑得住?当时总理告诉我,日本煤业兴,则机器业兴,他们向中国出口煤,一年出口几百万吨,利润达千万两,千万利润被其购买机械用于本国实业,进一步促进日本的发展,所以,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斩断他们在华出口煤炭,毕竟现在中国工业初兴,不仅急需煤炭这类的基础产业发展,虽不能出口,但却要替代出口,以节约金银外汇。”
在说话时,刘鸿生不由自主的朝着办公室内悬挂的总理挂像看去,因为财富源于总理的缘故,因此在上海,他刘鸿生不仅是国社党的重要支持者,同样还是总理的铁杆支持者,而他最佩服的同样也是这位年龄比他还小上几岁的总理。
“总理看的远,非我等所能比,我是生意人,在挣银子的时候,更要心怀国家!”
说着他朝程彭年望去。
“董事长,您的意思是……”
放下手中的茶杯,程彭年试探的问题了一句。
“黑金,黑金,煤以成金,咱们要把两淮的煤卖到全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