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以来，明朝几无科举。只永历四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朱天麟荐其弟朱天凤主持贵州乡试。永历八年孙可望又在贵阳设科取士，并取中陈士基等54人，此次开科举士便相当礼部会试。会元陈士基被孙可望委任为四川庆符知县，后荐擢兵部武库司员外郎，颇有能声，吴三桂部清军入川后其弃印归里，现下落不明。

除这两次较有影响的乡试和会试外，便是永历十年晋王李定国在云南组织了一次乡试，取士36人。太平军占领广州，击败济度南下大军后，周士相考虑到收揽士子人心，遂在宋襄公的建议下开了一科广东乡试，取举子一百余。只不过广东这次乡试和以往科举不同，中举之读书人并非直接授官，而是先至广东大学堂进学三年，学得术业方可授官。此举令得不少广东士子不满，遂有了去年的冲击行宫案。在读书人看来，只要科举得中，他们就应该得官做，而不是再去学三年杂学，耽搁他们的年华。

冲击行宫案被镇压后，周士相领军北伐，广东方面致力于建村设乡和生产民生恢复，为前线提供粮草，打击境内土匪，大小衙门忙得团团转，哪有精力再开什么乡试。南都光复后，周士相忙于平定江南、稳固占领区及渡江之战，也暂时顾不上科举之事。但此事却是已经提上了他的议事案板，因为他深知所谓人心不是指百姓之心，乃是指士绅之心，而最能拉拢士绅的手段无疑就是开科举取士，使得这些士绅能有出仕之途，如此他们便会投身新朝，而不是首鼠两端。

换言之，周士相早就想开恩科，而恩科收纳的士子在眼下无疑就是指江南的读书人。只是此事他一直在犹豫，因为现在他还没有足够的人才帮助建立些类似前世的科学制，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连教材都没有几本，学校也只草创的广东大学堂一所，故而若开科举，只能从旧有八股来取，这样取上来的士子并不符合周士相用人初衷，甚至还会和他将要推行的政策抵触。

再好的政策也需要人来执行，倘若执行的人就是反对的人，那这政策自然无法推行下去。太平军的各级军官文盲率又达到了百分之八十，所以也不可能指望从军中调人着手此事。考虑及此，周士相便想将此事先放一放，左右定武朝新立，且并未天下一统，朝廷也好，军队也好，重心仍在战争及准备战争，所以并不着急就要开科举。另外降官也很多，这些人倒也不是尽是无德无能之辈，有些人无德却有能，用他们来安抚治理百姓，先顶上一阵是完全可以的，不需大规模任免新官。

周士相计划等到广东大学堂培养出来的那批人才，在广东各地做出了成效，取得了经验后，真正能成为推行他政策的有力臂助后，他才能考虑开科举。这样即便首开的几届科举仍不合他心意，但至少有人能够帮助他去慢慢改变，而不是束手无策。最起码，在南京和一些省会城池开一些新式学堂还是能够做到的。朝堂上再提倡一些新学，重用一批新学官吏，或明或明，种种手段之下，新学总能在重生的大明立住脚。那时，温水煮青蛙也好，强制推行也好，就不愁无人可用了。

但现在钱谦益他们突然提出要开定武朝的首届科举，且是以“恩科”名义，并获得了定武帝的首肯，郭之奇这个首辅对此事也很热衷，就是张煌言他们也纷纷上疏呼应此事，这就让周士相不能乾坤独断，再拖延此事了。

钱谦益的上疏副本周士相看了，理由很充分，说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此时当疗疮痍、苏民气、安天下，科举一开，自是士子归心，天下人亦能安定。钱谦益的上疏还有另一层意思，却是想通过这届恩科将江南读书人吸引进定武朝廷，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对吴三桂奉迎的永历帝抱有期望。

人性为私，做了定武朝的官，士子们自是会全力维护定武朝。周士相也相信这点，他甚至敢肯定将来若唐桂再相争，最先跳出来拥护定武帝正统性的肯定是这些考了定武科举的读书人。

再三思量之下，周士相同意了开科举，传话给南都的丁之相和袁廓宇，让他们拟个科举的章程出来。并规定首届恩科只在江南、江西、湖南三省开，其他地方暂不开。时间大致定在三月先在各省开乡试，尔后由各省统一将中举士子送至南京参加会试，最后再举行殿试，选出定武朝的状元、榜眼、探花郎。至于清占区若有读书人愿意过来参加科举，各省也可予以安排。

在时间上，三月开乡试，四月就开会试和殿试，这肯定匆忙了。这年头不是周士相的前世，一两天就能坐车几百公里下去。士子们从家乡赶到县城、府城都得几日，至省城最长的能要二十多天。所以虽允许外地省份前来参加科举，但真正能参考的实际还是三省士子。

不让两广送士子来参加会试，是周士相现在将两广视为自己的实验田，不愿听他话的士子多半不是都在牢中，或夺了功名遣回乡监管，留下的都是识时务的，肯踏踏实实学新学的。这些人就算才能干限，但其态度却决定了周士相愿意重用他们。只要他们学有所成，在地方上做出成绩，周士相不介意他们中的杰出人材将来能够塞布朝堂之上。

提笔写了给丁之相和袁廓宇的书信后，周士相想了想，又在信上最后写了260的人数。这260人便是此次科举所录进士人选，三省送往南京参加会试的人数也是这个数字，会试后一个不黜。

安排好科举的事后，周士相方才来到军部的参谋室，和军部官郭雄他们商讨起浙江战事。(未完待续。)